隨著電影《孤注一擲》的熱映，海外電信網絡詐騙再次引發關注。

　　楊漪是北京師范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后。2017年至2019年，她為研究緬甸邊境社會的經濟運作及發展問題，三次到訪緬甸撣邦大其力鎮。這里是“金三角”的核心腹地，在那里，楊漪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共計16個月，完成了名為《“金三角”的恐懼：緬甸邊境社會經濟聚簇的民族志研究》的博士論文。

　　帶著對“金三角”的好奇，楊漪走進這片土地，見識了當地人如何成為非法產業鏈上的一環。在楊漪眼里，相對混亂、各群體間尚未廣泛結成“社會契約”、多種權威力量雜糅交疊的社會土壤與合法、非法相含混的經濟彼此呼應。

　　想去“金三角”做一個研究

　　新京報：最開始為什么想去“金三角”做田野調查？

　　楊漪：我最初也是出于好奇。我出生在云南騰沖，是中緬邊境的一座小城。從小，學校就有很多關于禁毒知識的講座，警察來分享的時候，每次常常提到“金三角”這個詞。我很好奇，這樣一個被描述為所謂“萬惡之源”的區域，社會是怎么運作起來的？人們是怎么在那里生活的？剛好我學人類學，有機會去做“他者”的調查，也就是與當地的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研究“他者的世界”。

　　博士期間，導師問我想做什么選題，我說想去“金三角”做一個研究，他非常支持，之后我就去了。盡管我的家鄉與“緬甸”或者說“緬北”為鄰，但實際上，去之前我對緬甸人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國內關于緬甸的資料不是很多，我在上海想找老師學緬語都沒有找到，還是跑回老家才找到緬語老師。學了一個多月之后，我就去緬甸了，在緬甸也是邊學緬語邊做調查。

　　新京報：為什么選擇大其力鎮為調查點？

　　楊漪：一方面是我想去一個更加“他者”的地方做人類學調查，即更陌生的環境。中緬邊境對于國內做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學者來說，不算太陌生了。尤其在云南，已有不少關注中、老、緬、印“跨境民族”研究的學者，當時選擇去到域外做當地社會的研究者相對少一點。另一方面，大其力鎮被稱為“金三角”的核心地區，我覺得到那里更能解答我心中的困惑。

　　此外，大其力鎮和中緬邊境的其他緬甸特區的情況還不太一樣。果敢、小勐拉和佤邦這幾個特區在緬甸的正式行政規劃里，屬于緬甸北部的撣邦，但這幾個特區相對更加自治，有點像“國中國”的狀態，相對來說有明確權威，他們特區內部都有各自不同的管理制度、規則。大其力這個轄區都是緬政府管理的范圍，但不同的少數民族武裝力量也在這里交疊，比如說某片較大的土地完全是歸佤邦來管理的，那片地塊內的經濟規則就受佤邦相關官員管理；又比如有幾條道路盡管有緬政府設置的檢查點，但是附近的民兵組織有特權運輸政府不允許普通人運輸的(違禁)物品。總之，各種力量在那里交疊，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在這樣的地方去討論當地社會的形成，是有討論點的。

　　在當地大家都很謹慎

　　新京報：你第一次到緬甸，看到的是什么樣的場景？

　　楊漪：2017年春節，我先去了一趟緬甸大其力鎮，花了半個月做預調查。我當時是從泰國進入緬甸的。緬甸有很多泰國一側沒有的“文化符號”，比如緬文橫幅廣告、山頂的金色佛塔，或者穿著筒裙的男性等。我相信任何人第一次從泰國美賽走到緬甸大其力，都可以直觀且明顯地發現這兩個地方的秩序感迥然不同，仿佛從一個有序的地方到了一個混亂無序的地方，街上人們的精神面貌、生活狀態也不太一樣，會有挺大的視覺沖擊。

　　大其力的街頭有不少流浪漢，他們白天會在街頭閑逛，有幾位看起來精神失常，我也撞見過在街邊吸食海洛因的人。大其力鎮屬于比較熱的地方，大家出行要么就開車，要么騎摩托車，主干道很少有人走路，流浪漢走在街上非常明顯。后來在大其力待久了，我也交到了曾經吸毒睡大街、后來戒毒成功的朋友。

　　新京報：到緬北后，你遇到過危險嗎？

　　楊漪：其實沒有。剛去的一兩個月，我幾乎只與大其力的那家人同步生活，跟他們家的人一起出門、一起上街買菜、一起打牌、一起買彩票等，主要是了解和學習他們在大其力生活的“地方性知識”。他們還是比較照顧我，不放心我自己一個人出去。一個多月后，我才開始獨自跑外面逛，也認識了一些其他的人。我認識了當地某個攝影組織的會長，當地過一個佛教節日時，會長想帶我去郊外的村莊拍攝，就要在佛寺過夜。那家人知道之后特著急，讓我不要跟陌生人出去、尤其是去村子里。我說讓他們放心，這是當地攝影組織的人。但他們還專門去那個會長家里，拜托他好好照顧我。但是又不好開口要對方的電話號碼，只好交代我到了地方必須要給他們打電話報平安。大家都很謹慎。

　　后來我甚至成了我住的那家人里最熟悉大其力鎮的人。我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半，他們兄弟姐妹幾個中，最早去的已經待了十幾年，但是他們對危險有很深的認知，不會像我一樣有“探索欲”，他們要在那里生活，不會去冒險，哪些地方不該去的，就一定不會去，不得不去時非常謹慎。他們出門時，一般要開車或者騎摩托車，不會亂跑。他們還會叮囑我，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看到我獨自背包出門，就會比較嚴肅地跟我說，包不能那樣背，會舉例說：有人大白天背著包走路都被搶了。

　　當地有很多這樣的故事，所以他們常告訴我說哪里不能去，哪些動作不能做。在他們的意識里，不能露財，小女生一個人不能單獨行動，人少的巷子也不能走，否則就會有極大風險。

　　有一些危險是明確的、具體所指的，比如說你得罪了誰，或者誰欠了你的錢，但是那個人勢力很大，你不敢去找他，因為你知道他可能不但不給你錢，還會要你的命。很多當地人不面臨這種具體的危險，因為他們并不得罪誰，只是在那里生活，但在那里生活是需要很高的警惕性的。

　　新京報：這種氛圍怎么體現？

　　楊漪：除了上述他們的提醒之外，晚上他們也不太希望我出門。晚上七八點，天快黑了，我要出門，我在大其力鎮的家人就會嚇唬我說晚上外面怎樣不安全，讓我不要出門。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就認為一些非法的事情都在夜里發生，比如運毒品之類的，我出去了碰見也不好，可能被別人誤以為是線人。出去碰見警察也不好，可能誤以為我是從事非法經濟的人。后來我熟悉了那邊，偶爾晚上出門，通常也會在九點前回家。

　　讓我比較驚訝的是，當地商店晚上關門都很早。我們都以為“金三角”那種地方“燈紅酒綠”，夜生活很豐富。去了才發現不是這樣，商鋪晚上九點之前都關得差不多了，KTV和夜店也就只有那么幾個。九點后，街道就安靜了。在一個謹慎的環境，大家晚上不太會出門活動。去夜店也是開車去開車回，點對點，不亂跑。

　　新京報：你作為一個外來者，當地人對你是否有戒備心？

　　楊漪：有的，我覺得我對他們的戒備心，比他們對我的戒備心少一點。我的行為舉止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也不會像我這樣在街頭瞎逛。

　　舉個例子，大其力鎮的華人講話都是云南口音，我是云南人，會講云南話，有一次我去早點鋪吃早飯，想和老板娘隨便聊兩句，看看能不能在那做調查。我用云南話和她對話，她看出來我是中國人，就用普通話回我，轉頭跟別人說話才用云南話。

　　不過這沒有影響我在當地的調查研究，大其力鎮是一個城鎮，本身不是熟人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外來務工者之間都是相對平等的。我和不同的人接觸之后，大家慢慢地就把我當做一個熟人了，不會區分我是中國人還是緬甸人。我來了幾個月后，一個摩的司機專門跑過來說要找我聊天，因為他看到我跟其他摩的司機都聊天。我以為我是去那里做調查，去參與和觀察別人的生活的，但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也在被別人觀察。

　　除了法律 還有一些“規則”

　　新京報：當地社會治安如何？

　　楊漪：社會治安這個不太好評價，因為那個地區和國內的環境確實不太一樣。當地確實會有槍擊案、被暗殺的情況，但一般都是尋仇，當然也會有無辜的人受害。一般來說，有一個國家、政府或合法性很高的機構管理一個區域，才好量化地評價治安情況，“治”和“安”是連在一起的，大其力那樣多權威交疊但又沒有哪一方權威有絕對優勢的緬甸邊境社會就比較難去裁量治安的問題。

　　當地也有警察和軍隊，但是當地人總會覺得警察是收受賄賂的，也不是那么信任警察。當地也有法律，但并不代表出了問題，大家都會去尋找法律的幫助，除非買賣房、買賣土地等，想要獲得憑證，就需要跟官方打交道。

　　我住的那家人有個親戚，參與了槍支販賣，這個人被拘留后，他們找了律師去跟警察溝通，看怎么交保證金，把這個人贖回來，否則他可能會被判刑。

　　那個小伙被放出來的時候我也在。其實他們就是湊了一筆錢交給警察，律師在中間幫忙溝通，后來警察在夜里偷偷放出來的。那筆錢不是進入司法機構的，其實就是給警察們行賄。也就是說，不是沒有法律，只是除了法律，他們還有一些“規則”。

　　新京報：你在當地接觸過在非法產業里工作的人嗎？

　　楊漪：有，我在當地調查的階段，還是跟買賣毒品相關的比較多，網絡賭博也開始流行，但是電信網絡詐騙之類的事情，還是剛起步的階段。

　　當地人其實都或多或少參與或涉及了當地的非法經濟。大其力鎮住的那家人中的三姐家開了一個游戲廳，里面有一個房間是專門給吸毒的人使用的。

　　那家人中，還有一個年輕姑娘想跟我學漢語拼音，因為想去網絡賭博的公司工作。那里工資高，底薪加提成，底薪就有四五千人民幣(以泰銖-人民幣換算)。當時她沒什么工作，就在晚上跟大姐賣一點夜宵，一個月的收入最多也就兩三千人民幣。她有兩個孩子，當時丈夫的老板跑路了，沒什么錢。如果白天去網絡賭博公司上班，晚上賣夜宵，收入就會更高。但是后來聽說要上夜班，她就沒有去，因為不能照顧小孩。

　　我離開大其力鎮之后，當地從事電信網絡詐騙的人就開始越來越多。三姐的小孩學習不好，高中沒讀完就不想繼續念書了，就得去工作。于是找了一個涉及電話詐騙的園區，在里面當保安。剛開始他們還可以自由出入，后來一個星期只能出去一到兩次，他覺得不夠自由，就去KTV當服務員了，因為在這些園區的帶動下，當地KTV多了很多。但是當地的KTV和中國的也是非常不一樣的，在那里面K粉、開心水等毒品是一些很常見的消費品。

　　我在大其力鎮時，也遇到過網絡賭博或電信網絡詐騙的招聘廣告。2019年初，當地咖啡館就開始貼有招聘廣告，是用中文和泰文寫的，標明底薪加提成的高薪工作，年底公司帶團隊旅游，有年假等信息。沒有寫是做什么，但是一看這么高的底薪就知道，肯定是和網絡賭博、電信網絡詐騙這類非法產業有關。如果是和毒品相關，不會寫招聘廣告的，是通過熟人網絡來運作。

　　后來我還加了一個人的社交賬號，他知道我在讀書，說很缺這種人才。我問他們不是應該喜歡招那種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嗎，他說那種一般都是“底層”，我們缺你這種人才。

　　新京報：當地對于非法的產業，有管控措施嗎？

　　楊漪：有，當地警察經常會查毒品或者槍殺案。但是在當地做生意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就是真正的老板不露面，一般都是代理人幫他出面。警察查毒品，往往都是查到運毒品的人，而不是查到后面的老板。就算查到老板，一般老板已經打點好了，有的還和武裝勢力或軍政府的人有一些關系，也就查不了了，抓人也是抓的小弟。

　　舉個例子，三姐家的游戲廳也是魚龍混雜的，有賣毒品的人游走，也有警察的線人在那兒。根據當地的制度，警察每三年要輪換到另一個地方，不定期會有上一級官員來檢查。這時候，一般就會有線人供出來幾個蝦兵蟹將，讓他們有所收獲。有時候可能還會跟游戲廳老板說，上面有人來了，讓他們暫時關門。當地是有這種避風險的機制的。

　　2020年起電詐園激增

　　新京報：你多次去緬北，感受到什么變化？

　　楊漪：緬北非法產業在近幾年、尤其是緬甸政變后有所增加，例如毒品經濟有明顯增長，(線上、線下)博彩業增多，電信詐騙園區近兩三年也較泛濫了。現在確實能發現各地的電詐園區變多了，有的在中國境內的瑞麗一側就能看得見。

　　我做調查的時候，盛行網絡賭博，比如果敢網絡賭博產業就已經做得很大了。當地的一些勢力、商人等，更像是房地產開發商提供場地，比如說房子建好了，租給搞詐騙的公司，有實力的詐騙公司整棟租，有些可能租半層或者租一個房間。當然，網絡賭博、電信詐騙等中的金融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比如緬幣、泰銖、人民幣、美元、甚至虛擬貨幣之間的兌換、交易等，與緬甸過去的非法經濟運作網絡有相融合之處，也有新增的元素。

　　現在隨著反詐宣傳做得越來越多，國人非常謹慎。我前些天去木姐，我爸也叮囑我要注意安全。當地人也更小心了，當地華人帶我們過去的時候，都幫我們收著邊境出入證，統一辦理相關證件，在一些地界穿梭時，遇到緬軍和民兵的檢查點，華人都讓我們別說話，他去溝通。

　　新京報：為什么這幾年電信網絡詐騙園區會在那里盛行？當地為什么能承載這些非法產業？

　　楊漪：緬甸(主要是上緬甸)內戰持續不斷，是世界上自二戰以來內戰持續最久的國家。政治、經濟不分家，經濟運作的秩序也較為混亂。從我的視角來看，電信網絡詐騙，只是這片土壤上一個新的變量。因為一系列歷史原因，當地一直處于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各方勢力相互沖突，難以統一管理。這樣混亂的社會與這些東西的存在是相互塑造著的。

　　我在大其力鎮的家人說，2019年那邊的電信網絡詐騙園區就很多了，2020年開始激增。最初中國人還是可以自由出入園區的，后來中國人就不能自由出入了，但是在緬華人還可以。

　　在國內的勸返機制和反電詐宣傳之下，確實有一些人回來了，園區開始缺少勞動力，就加劇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

　　電信網絡詐騙，其實最早是在柬埔寨，緬甸妙瓦底出現得也挺早，我做調查那一陣，妙瓦底就已經挺多的了。后來妙瓦底一帶有些園區出了問題，好多詐騙園區老板就帶著員工轉移到了大其力。如今大家可能已經對緬北+暴力有刻板印象了，這些東西在我看來是換湯不換藥的。放在上世紀末，就是毒品和水牢，到了21世紀初，就是賭博、搶劫和水牢，到現在就成了電信網絡詐騙加水牢、搶劫、綁人等。新的變量是全球化帶來的人員流動、跨越國界的信息技術與非法經濟鏈組裝模式的變化，這種變化與復雜地方社會又相加，帶給民族國家管理框架的更大挑戰。

　　新京報：非法產業里的那些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楊漪：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舉個例子，三姐的丈夫兩度因做毒品生意入獄，后來交了保證金贖出來，但他的家人還是會把他看作“一家之主”、受人尊敬。因為他做這些生意供養了一整個家庭，甚至整個家族。“家”這一概念在當地人的精神世界里是很重要的，生活是以“家”的價值為中心，誰破壞了家的價值，誰就會受到抨擊。

　　三姐的丈夫從事毒品生意，但是他們家不允許自己家里人吸毒。這家人的二哥吸毒，給這個家帶來了很多沖突。我就曾多次目睹他們家人打二哥，他曾因販賣毒品在泰國入獄十年，妻子因此和他離婚，家庭不再完整。他出來之后還吸毒，沒有任何改變，他們就覺得自己的家散了，仿佛“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后來他們把二哥送去強制戒毒了。三姐的丈夫其實也吸一點麻黃素，但是他就沒有被家人責備，因為他是給家里帶來貢獻的人。在緬北邊境社會，如果吸毒的同時還在做事掙錢，還在為家庭作貢獻，家庭道義上就不會有大問題。

　　新京報：當地人對自己的生活滿意嗎？

　　楊漪：我能感覺到我住的那家人，其實對自己的生活沒有那么滿意。因為他們自己也覺得是有風險的，就像三姐的丈夫，后來不再做毒品生意了，他們常會感嘆說，“唉，不做也好，做那種生意，也是風險很大，可能人就沒了。”但是他現在又跟別人一起投資開賭場去了，他們這代人多多少少都卷入了非法經濟。

　　他們對自己這代人的生活是不滿意的，我好奇他們對下一代人的生活是怎么去期待的。

　　大其力鎮位于泰緬邊境，華人的小孩讀中文學校的同時，還會在泰文或者緬文學校選一個去讀。但是上了緬文學校，華人也不能參政，畢業后大部分還是做生意為主，想要賺更多錢，就難免沾染非法經濟。

　　除非特別優秀，否則基本不會有“讀好書就有好出路”的想法。緬甸其他族群的小孩，有些還沒華人這么幸運，他們有些可能上緬文學校，有些就是在山里或者寺廟里上學。我后來就在想，如果那個孩子不做這些，他還能有什么出路呢，還能去做什么呢？這就是問題所在，他沒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事。

　　新京報記者 汪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