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國際金融樞紐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個迫切任務。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的形成，需要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速推動深港在國際金融領域的深度合作。從世界上國際金融樞紐建設的經驗看，優化金融稅收環境，對于推動國際金融樞紐形成，作用巨大。

　　從紐約大灣區、舊金山大灣區和東京大灣區的發展歷程看，其共同點是充分發揮核心城市作用，打造國際金融樞紐。國際金融樞紐是否形成是衡量粵港澳大灣區能否成為世界級大灣區的重要標志。打造國際金融樞紐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個迫切任務。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的形成，需要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速推動深港在國際金融領域的深度合作。從世界上國際金融樞紐建設的經驗看，優化金融稅收環境，對于推動國際金融樞紐形成，作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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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發揮香港在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建設中的引領作用

　　進入新時代，邁向新征程，中國經濟發展要完成三大任務，一是加速創新，推動以數字化為支撐的高科技產業升級，實現科技強國；二是穩步推進金融開放，建設世界級的國際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強國；三是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粵港澳大灣區應在這三個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尤其是在金融開放領域。推進金融開放，必須遵循國際金融發展規律，遵守國際金融運行規則并掌握各項國際金融業務操作規程。粵港澳大灣區可以通過建設國際金融樞紐，可以率先對接國際金融運行規則和慣例，為中國金融逐步實現全面開放積累經驗。而打造國際金融樞紐，可以借鑒紐約大灣區的經驗。

　　紐約大灣區又稱為“金融大灣區”。作為頂端型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在紐約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形成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得益于多個方面。一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建立。1792年5月17日華爾街一棵梧桐樹下的一紙協議，標志著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誕生。二是美元成為全球貨幣體系中的核心貨幣，后來日本東京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日元在1984年成為第三位國際儲備貨幣也密切相關。三是眾多大財團總部在紐約的設立，金融產業集群在紐約的形成。四是紐約離岸國際金融市場的出現。由于紐約在國際金融方面的地位和影響力，帶動了整個紐約大灣區國際金融業務的發展，全球具有雄厚實力的財團以及其他金融集團都將總部或主要金融業務放在紐約或紐約大灣區的其他城市，使紐約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最終得以形成。所以說，任何一個世界級大灣區要打造國際金融樞紐，必須充分依托并發揮核心城市的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金融樞紐，應充分發揮香港的作用。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集聚了大量的外國銀行，證券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十分發達。香港金融業已經完全融入了國際金融體系當中，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經歷了長期的實踐考驗。香港金融業發展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規則、準則、運行機制等方面完全符合國際金融運行慣例，香港擁有與國際金融業務配套的信用體系、財務核算體系和相關的法律體系，香港在國際金融市場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等等。香港的這些優勢可以為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提供示范和導向。

　　由于全球經濟格局發生深刻改變，國際金融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國際金融新業態、新模式大量涌現，應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內地經濟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型產業鏈的形成，為香港國際金融業提供了新的業務、新的機會。粵港澳大灣區越來越多的科創企業將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對進一步擴大港股規模、促進香港資本市場發展會起到重要作用。從國際金融發展史看，倫敦成為全球第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得益于歐洲貨幣市場的建立；1981年紐約離岸金融市場的建立，使紐約成為全球第二個國際金融中心；東京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也得益于在1986年建立離岸金融市場。隨著人民幣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香港應進一步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進一步發展離岸國際金融市場。在新的國際金融業務的推動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和提升反過來又會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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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金融合作和金融創新，推動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形成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的建設，需要大量國際金融企業的集聚，需要爭取更多有實力的金融財團將總部或主要金融業務放在粵港澳大灣區。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指出，產業集群代表一種能在效率、效益及柔韌性方面創造競爭優勢的空間組織形式，其競爭優勢源于特定區域的知識聯系和激勵，遠距離競爭對手難以與之競爭。國際金融樞紐能否形成取決于多個因素，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為該區域的金融交易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大量金融企業地處一個中心的集聚效應。大量金融企業在一個區域聚集，能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產生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便于獲取更多的有價值信息，而有價值的信息對金融業務的開展而言至關重要。

　　從東京大灣區發展歷程看，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是東京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形成的關鍵時期，大量跨國金融企業向東京大灣區聚集。到80年代末，東京擁有了兩個世界第一，即股票交易額世界第一、國債期貨交易額世界第一。東京大灣區發展的經驗表明，大灣區能否吸引世界級的金融企業聚集，其關鍵也在于該灣區的核心城市。

　　粵港澳大灣區比東京大灣區、紐約大灣區和舊金山大灣區更有競爭優勢之處在于擁有深港兩個毗鄰的“雙國際金融中心”，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相鄰在世界上實屬罕見。香港和深圳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各自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在地理位置上彼此連接，應加速推進深港兩地在基礎設施、國際金融市場等方面的貫通，形成巨大的“雙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力，吸引跨國金融企業在粵港澳大灣區聚集。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的建設，需要建設強大、高速運轉的國際金融市場和開展新的國際金融業務。其中包括在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中國的“曼哈頓”“華爾街”，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建設世界級跨境債券市場，在資本項目可兌換等方面先行先試，加速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的成立等。此外，“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以內循環為主體，而實現內循環的健康運轉，需要擴大居民收入。香港與深圳兩地應進一步加強國際金融業務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投資渠道和通道，不斷創新跨境金融產品供給，持續滿足居民對跨境金融產品的投資需求或配置需求，有序推動大灣區內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依法合規進行跨境交易。

　　紐約證券交易所是紐約大灣區最重要的地標，200多年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歷史就是一部美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美國金融發展的歷史。證券交易所對建設國際金融樞紐的作用意義重大。粵港澳大灣區擁有深港兩個證券交易所，這是核心競爭優勢，應充分發揮這兩個交易所的作用，進一步加強深港兩個證券交易所的互通互聯，進一步完善 “深港通”和“債券通”，并推出新的金融業務通。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的建設，需要推進金融科技發展。應加速推動金融與科技的融合，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的科技含量，提高大灣區金融業附加值。金融數字化是必然趨勢，也是必然方向。粵港澳大灣區應成為金融數字化的世界標桿。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世界范圍內的頭部金融企業，區內高科技企業在金融科技研發方面具有領先優勢，應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新技術于各項金融業務中。為了鼓勵金融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深圳金融稅收管理部門專門與轄區內的金融企業簽署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清單式管理備忘錄，減輕金融企業金融科技投入方面的財務負擔。這項創新措施值得在大灣區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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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優化金融發展稅收環境，服務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建設

　　加速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稅收管理現代化、高端化、國際化。國際金融業務的推動對稅收環境要求高。從世界三大灣區發展的歷史經驗看，金融稅收發展環境與國際金融樞紐的形成密切相關。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中涉及納稅的指標包括納稅次數、納稅時間、總稅收和繳費率、報稅后流程指數四個方面。深圳金融稅收管理部門已經嘗試推行部分金融行業減少納稅申報次數等舉措，優化了金融稅收環境，提高了金融企業的滿意度。由于國際金融業務具有現代化、高端化、國際化的特點，金融稅收管理也應實現現代化、高端化、國際化。紐約、東京和香港金融稅收管理現代化、高端化、國際化程度都很高，粵港澳大灣區應借鑒紐約、東京等經驗，加速推動金融稅收管理現代化、高端化、國際化。金融稅收管理現代化要求金融稅收管理水平達到世界領先水平，高端化要求金融稅收管理運用當代最先進的技術，國際化要求金融稅收管理面向世界、滿足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要求。

　　充分利用CEPA機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稅收管理協作。CEPA機制是促進內地與香港經貿往來的重要制度安排，其中涉及不少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的業務。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業的發展，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金融業務往來、金融從業人員往來將越來越密切，應充分利用并落實CEPA機制。落實CEPA機制，涉及避免雙重征稅問題，內地與香港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的安排。要充分利用這個稅收制度安排，進一步加強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稅收管理合作，按照征繳稅便利化原則，促進區內跨境金融活動順暢進行。深港兩地稅務部門應進一步加強合作與協調，逐步實現深港稅收管理、納稅服務“大貫通”，助力深港兩個國際金融中心跨境金融業務的對接和貫通。

　　借鑒香港經驗，嚴格落實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稅收優惠政策。香港金融稅制以及香港現代化、高端化、國際化的金融稅收管理經驗值得借鑒和參考。香港實行來源地稅收管轄權，稅制簡單、穩定，總體稅負和名義稅率低，納稅申報簡單便利。香港金融稅制涉及的稅種很少，主要是利得稅、印花稅等。香港在推動金融業發展方面不遺余力，實行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以證券投資基金為例。香港的證券投資基金又稱為集合投資計劃，基本上都屬于開放型契約型基金且以私募基金為主，包括互惠基金和單位信托基金兩類。為支持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香港在所得稅、印花稅等方面對基金收入以及基金管理公司實行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特別是針對離岸基金。離岸基金是香港基金業的支柱之一，香港對離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持有人全面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應借鑒香港金融稅制經驗，尤其是應借鑒香港在促進離岸基金發展方面的稅收經驗，實施并嚴格落實一系列金融稅收優惠政策，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形成。深圳金融稅收管理部門通過推出頭部金融企業專業化服務、稅收優惠政策等管理模式，服務金融企業，大大提高了金融企業納稅滿意度。

　　（作者系經濟學教授、管理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