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根據國內國際形勢變化和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特別是我國比較優勢變化，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也是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的重大戰略抉擇。落實好這個重大戰略抉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重要的體制基礎和保障條件，要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努力實現市場準入暢通、開放有序、競爭充分、秩序規范。

　　推進體制改革，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

　　培育形成自動調節促進國內經濟循環順暢的內在機制，是形成和保障國民經濟內部循環在各個環節上有機銜接、有序暢通、高效運行的必然要求。暢通國民經濟內部循環，就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打通阻礙國內經濟順暢發展的堵點，提升供給體系與國內需求體系的適配性。至關重要的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和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健全要素資源以市場配置為基礎、暢通要素資源市場流動的體制機制。為此，要繼續深化推進針對性更強的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消除“條條塊塊”間各種阻隔資源流動、分割要素有效配置與市場化流動的樊籬，堅決化解阻礙我國統一大市場形成與發展的各種阻力和障礙。

　　經過40多年的改革與建設，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體系已經基本建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對市場配置資源從起基礎性作用到起決定性作用的認識日益深化。1978年，我國92%的農產品、100%的生產資料、97%的日用商品價格由政府價定，目前97%以上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已經由市場形成。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統計，1978年全國個體經營者只有14萬人，截至2020年3月，全國實有各類市場主體1.25億戶，其中企業3905萬戶，個體工商戶8353萬戶。據海關總署數據，2020年民營企業進出口14.98萬億元，增長11.1%，占我國外貿總值的46.6%。

　　但也必須看到，在現行行政區劃下，以及行政主導經濟發展力量仍然很強的機制下，地方本位主義及其各自追求加快發展的動因，地區間利用行政性要素比拼競爭，導致市場資源流動不暢、資源配置分散、生產力布局同構和碎片化的情況依然存在。由于行政區劃和行政主導資源配置的力量大于區域間資源流動和市場化配置的力量，切割、分化、抵消市場機制運行效率的情況還不少，導致相鄰省份之間產業同質化程度較高，城市群內部相近城市的產業結構相似度也很高，而主導產業優勢與特色不明顯，同時一些隱性的市場樊籬還或多或少地存在，這些都不利于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以全國統一大市場基礎上的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內、市內、縣內的自我循環。這就需要各地在未來發展中，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更好地堅持系統觀念，更多地將一域一地的發展置于全國發展“一盤棋”中來權衡；自覺地將本地區的發展置于貫徹落實國家已經形成的一系列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來平衡；理性、客觀地將自身的發展置于周邊地區的生產力布局、國土空間布局的現實條件下，在客觀分析各自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來進行系統性的思考與謀劃。要把構建新發展格局同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等有機銜接起來，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決不能再走割裂區域間的經濟聯系、組織要素流動和自我循環發展的路子。要通過深化改革、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有效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的體制機制障礙，強化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調動全社會積極性的重大改革舉措，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高標準市場體系基本建成”的要求。

　　發展實體經濟，提高供給與需求的適配性

　　目前，行政區域間生產力布局同質化，特別是要素資源配置浪費和競爭無序，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在生產領域仍存在結構性生產能力過剩和結構性供給不足的矛盾。雖然去產能改革在消除落后和過剩產能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產能過剩的問題還沒有得到真正有效解決，長期累積起來的結構性問題仍然突出，而且新的、動態性的供給需求結構性矛盾還在不斷出現。市場盲目沖動、行政力量盲目支持，助長無效資源配置和低端制造盲目發展的情況仍然屢見不鮮，本該淘汰的低端、落后產能在區域間轉移、交易的情況還時有發生。這些都要求我們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堅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放松，更加重視和解決供給結構不平衡、長短板不均衡，特別是解決好制約我國制造業發展的關鍵環節供給能力薄弱、技術供給不足、關鍵技術缺失的矛盾。更多地用市場、法律手段推進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企業結構調整、優化和升級，引導市場主體自覺和理性競爭，推動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市場動態平衡。

　　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把著力點放在發展實體經濟上，尤其是放在發展制造業上。近年來，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所下降，2019年我國制造業的比重為27.2%，比2012年的31.4%減少了4.2個百分點。推進傳統產業適應現代化發展要求不斷創新升級，是堅持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應該看到，在未來的發展中，傳統產業依然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新興產業的發展壯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即使其進入全盛時期，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傳統產業，國計民生、人們的衣食住行離不開大量的傳統產業和傳統制造業產品。

　　不過，傳統產業必須跟上世界科技進步的腳步，運用新興生產技術進行改造升級，調整優化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以適應社會進步、滿足人們現代化生活變化的發展需要。既要加快培育發展新興產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也要高度重視推動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實施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引導、鼓勵、支持傳統企業利用現代科技特別是電子信息技術、數字技術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政府要研究制定既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又有利于引導、促進企業擴大制造業設備更新改造投資，激勵、推動傳統企業創新的政策措施，營造良好市場競爭環境，保護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造的積極性。

　　創新驅動發展，發揮科技創新引領作用

　　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支撐，并把創新放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地位。這是對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更加重視以創新推動發展、以科技創新破解困擾實體經濟發展的短板制約，特別是有效化解制約內循環發展的產業鏈、供應鏈“卡脖子”等突出矛盾，突出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位置與作用的戰略認知與實踐認知的提升。

　　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支撐，需要發揮好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兩種機制有機結合的體制機制效力，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

　　比如，在加強基礎研究、推進原始創新方面，可以更多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組織制定發展規劃、協調推進規劃實施，集中國家資金投入，由科技部門會同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等機構，圍繞世界科學發展前沿、國際研究發展動向、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需要，統籌需求導向和目標導向，組織開展系統性、跨學科研究；在加強關鍵核心技術研發攻關以及推進成果轉化應用方面，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整合發揮科技、工業、發展改革、財稅部門和工程院的力量，統籌規劃落地實施、協調支持步調與步驟、整合集中財力投入、組合優化政策體系，更多地采用國家招投標的方式，支持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室等科研機構，并聯合科研力量較強的企業組成科研攻關聯盟，實施系統性研發攻關，并在推進科研成果轉化上形成鼓勵支撐政策；在培育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方面，則應更多地依靠市場競爭機制，引導、支持企業自覺推進技術創新，培養技術革新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用市場的力量鍛造、培養一批像華為那樣有創新意識、有較高創新研發投入、有較強研發人才隊伍的市場主體。激發企業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積極性，保護知識產權極為重要。要以政府為主體，以法律保護為手段，堅決打擊各種侵權違法行為；進一步深化知識產權保護體制改革，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的生態環境建設，加快形成以政府為主體、行業協會積極參與、企業協同配合，有效發揮社會監督的共同治理體系。

　　發揮比較優勢，“走出去”與“引進來”有機銜接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搞經濟封閉運行，而是要通過發揮內需動力，吸引外部要素資源自發地、更多地流入，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加聯通、相互依存。

　　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和系統完備的配套能力，目前擁有41個工業大類，良好的發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場需求增長空間將會吸引更多的國際人才、優秀企業、資本技術要素匯聚。我們要因勢利導，充分發揮我國產業體系完整、基礎設施完善、勞動力素質高、經濟韌性強的比較優勢，以更優的市場營商環境、更穩定的開放政策和更有活力的制度安排，利用國際要素助力、促進我國技術、產品、市場、產業創新。既要大力提高我國商品與服務走進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進一步提升出口商品與服務的比較優勢，促進出口向國際市場產業鏈供應鏈中高端延伸，又要大力提升動態化地適配國內市場需求的有效供給能力和水平。

　　要研究通過采取一些有效且被國際市場接受的開放合作方式，推動我國科學技術研究機構、研究型大學沖破封鎖樊籬，積極參與世界基礎科學研究，為創新發展和技術創新提供基礎科學研究和科學實驗支持，也為全球科學技術進步與發展作出貢獻。從暢通和穩定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角度入手，根據制約產業發展和技術應用中一些關鍵材料、零部件、技術等短板和重要“卡脖子”環節，在加強自主創新的基礎上，研究可行的方式和途徑，積極開拓與國外科技研究機構、企業進行技術交流的渠道，有針對性地進行自貿區政策試驗，吸引外國企業設立生產基地、合作研發基地。進一步提高“走出去”與“引進來”的有機銜接能力，加強與西方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經濟技術合作。以應對氣候變化、清潔生產、綠色發展、節能減排為題材，加大與國際機構、發達國家的研究機構和企業進行交流與合作，推進節能減排、氣候變化、生態和環境保護發展，以我國承諾的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為抓手，積極探索開展與國際社會和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