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球經濟呈現出自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不確定性。

　　回眸人類經濟史，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集繁榮與蕭條、衰退與擴張于一體的、不斷循環往復的過程。毋須諱言，眼下新冠疫情帶給全球經濟的劇烈震蕩，預示著全球經濟至少在短期內或將進入下行階段。

　　觀察宏觀經濟，尤其是關于經濟周期波動，必然會想到商業周期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也即宏觀經濟學尚未建立之前，經濟學家們對此知之甚少。直到凱恩斯他那革命性的宏觀經濟學理論橫空出世之后，經濟學家們才認識到總需求對于決定商業周期波動的關鍵作用。

　　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家主張總需求波動是商業周期的根源。商業周期理論又分內因論和外因論。內因論，又稱影響總需求的內生變量，即在政府控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變量，包括貨幣政策（央行賴以影響貨幣供給量和其他金融條件的手段）和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和稅收）。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建立在制度和規則之上，這種制度和規則在人類交往、市場交易和資本積累等層面必須起增進秩序的作用。

　　外因論沒有內因論來的那么根本，外因論是在根本的經濟體系之外的某些要素的波動中尋找商業周期的根源，此類變量有些超出了宏觀經濟分析的正常范疇（比如戰爭、革命和瘟疫等），有些不在國內政策控制之內（比如外國經濟活動），而有些則是內生變量作用下的外部改變（比如科學突破和技術創新，這也是本文所要重點討論的）。

　　以已故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為代表的真實商業周期理論主張，某一部門的創新或勞動生產率變動所帶來的影響會在經濟運行中傳播，并引起波動。這種古典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是決定繁榮和衰退的主要因素。人類經濟史上19世紀50年代鐵路首次投入商業運營，這一創新引發了此后20年間世界各地對鐵路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局面，并使工業化國家享受了持續的經濟擴張。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也出現過類似的經典案例。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為援手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阿里巴巴宣布“春雷計劃”，提出外貿轉內貿是中小企業過冬的突破口，而發展內貿的關鍵是移動電子商務。結果就是中國經濟重回高速增長的軌道，并極富遠見地引領中國電子商務從互聯網時代走向移動時代。

　　時隔11年，阿里再次啟動“春雷計劃”。新冠疫情背景下，新“春雷計劃”助力中小企業發展——倡導數字化轉型。數字化的價值，已經通過抗疫期間互聯網公司的表現被全民所了解，無論是網上購物、外賣、直播賣貨、線上辦公、云上學習，還是碼上管理、AI診斷、數字防疫，已成為疫情下生活、抗疫、復工須臾不可離的必需品。在疫情期間，數字化只是牛刀小試。對于經濟發展而言，未來所有的商業元素必然朝著全面數字化的方向發展。對企業來說，數字化的價值是全領域、全流程、全方位的，是要對企業的人、貨、場的整體重構。

　　數字化不是一個新課題，從技術長周期的視角來看，數字化是一個業務數字化的過程。就一般涵義而言，數字化指企業所有的商業要素通過企業自身以及數字平臺提供的服務，走向全領域、全流程、全方位的數字化運營，從而實現企業全面的數字化運營。數字化的核心是創新，以消費者運營為核心，實現消費端和供給端全要素、全場景、全生命周期的數據智能，建立企業智能運營和決策體系，持續推動企業產品創新、業務創新、組織創新，以應對諸如新冠疫情等系統性風險，進而建構強大的新競爭優勢。

　　就本質而言，數字化轉型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通過數字化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即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數字化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以實現對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的創新。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起因于創新過程的非連續性和非均衡性，由此形成商業周期

　　綜上所述，數字化轉型對于平抑眼下商業周期波動有著可預期的作用。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字化轉型對經濟發展也必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在此意義上，“春雷計劃”無疑吹響了數字化轉型的號角。是故，探討數字化轉型比單純討論走出因新冠疫情而起的商業周期波動更具有意義，因為它關乎人類的未來。

　　（作者系數字經濟智庫高級研究員、浙江大學公共外交與戰略傳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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