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邏輯。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未來的市場競爭伴隨著數字化、智能化和虛擬化的深度推進，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史無前例，配置市場的精神資源更顯緊迫和重要。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指出，任何一項事業背后，必須存在著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市場精神，對21世紀中國人來說，已不僅是一種感覺和體驗，而是一個需要積極思考的認識對象。

　　市場精神的歷史演進

　　翻開“市場精神”的認識史，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都有過相關論述。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最先發起有關現代市場精神問題的討論。英國的工業革命催動了歐洲現代性發育和發展，蘇格蘭啟蒙運動代表人物亞當·弗格森認為，新商業社會的文明市場，要摒棄野蠻愚昧人性狀態，必須重視民族精神和商業藝術的進步。亞當·斯密把“交往、物品交換和交易”的傾向與“思考和言語”的天賦聯系在一起，把市場交換看作是某種形式的思想的交流溝通。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天才地預設并論述了市場交換與道德情操的關系，從利己與利他相契合的人性角度，論述經濟人與道德人相統一的市場精神倫理原則。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關“市場精神”道德版的學術力作。

　　19世紀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深刻地揭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矛盾原理，指出市場的利己主義行為，需要利他主義精神的提升，尤其是國家普遍主義精神的整合，市場應當體現歷史特殊性（人的欲望、自利本能）與歷史普遍性（民族精神、國家精神、歷史理性）的相互統一。

　　馬克思深刻改造了黑格爾上述思辨哲學命題，指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要實現普遍經濟正義的國家精神，必須建立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形式。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富有意義地提出了市場精神范疇聯想，同時也闡發了現代市場的文化動力學思想。

　　市場精神的基本內涵與特點

　　何謂市場精神？市場是一個充滿著商品關系、經濟關系、社會關系交換的物質空間，它有著精神內在驅動的原理。市場主體是人，人是能思想的蘆葦，精神必將充盈于市場的“原子與虛空”中。所謂市場精神，它是市場主體實踐活動遵循并固守的價值觀的總抽象，受市場價值規律的制約，更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文化特質、民族信仰及社會政治法律制度決定。市場精神深層次關涉市場性質、面貌、發展方向，以及人類的生存境遇。

　　通常而言，市場精神有三種形態：其一，作為知識形態的“市場精神”，主要討論市場與文化、市場與道德、市場與法的觀念、市場與信仰等問題；以及市場的歷史化意識，如市場精神的文化基因、市場起源說和邏輯預設等；價值判斷，如經濟行為人的道德原則、意志表達、意義追求；市場教條，如馬克斯·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教條之說。其二，作為感覺形態的“市場精神”，主要指現實的人在經濟活動中，所呈現的某種具有慣例性質的態度、作風、風格、原則及立場，盡管感覺形式多樣，但根本價值觀一致。如注重契約精神、經濟理性精神。另外，體現在市場氛圍所特有的價值觀暗示、市場審美的主體意向、廣告條文及符號隱喻中的價值觀引領、企業治理的文化偏好等方面。其三，作為無價值取向的“市場精神”，體現在市場行為的習俗和默會知識中，如消費者共有的偏好、不證自明的市場規則暗示。總之，一方面，市場精神是市場人力作用體系中的最高、最抽象形式，是市場存在與發展的精神動力因和目的因；另一方面，市場精神決定了市場文明的基本狀況和水準，全面反映著相關國家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制度的根本屬性；再一方面，市場精神通過內化到企業家的心理、情緒、意志中，構成企業家精神養成的重要基礎和價值觀前提。

　　市場精神從當代性和市場共有特征來說，主要有五個方面特點：

　　一是崇尚市場自由的精神。經濟活動的自由就是對個人經濟活動權利的確認。亞當·斯密說，市場自由不是人類主觀設計的結果，它是人類集體的無意識行為。當然，市場自由既是客觀的無意識行為，也包含著主觀評價過程。理性化市場自由，應當如康德所說，只有使每個人自由的程度未超出可以與其他一切人的同等自由和諧共存的范圍，才能夠使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因此，市場自由必然是一種法治的自由，它限制每個人的自由，以便保障一切人享有同樣的自由權利。市場行為者在價值規律以及法規和倫理道德的約束下，擁有對自己自由選擇一切市場活動的權利。

　　二是追求平等的精神。在日常經濟活動中，如果一種狀態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它就被描述為“經濟正義”的。平等是合理協調不同利益群體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它意味著在確保每個市場行為者的人格、人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努力戒除一切因性別、國籍、年齡、膚色、認知能力、社會等級以及身份等差異而導致的分配、交易、財產占有、市場準入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三是守護契約精神。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契約精神。哲學家休謨指出，市場遵循三個原則：財產的穩定占有；經同意的合法轉移；遵守契約精神。契約精神是市場秩序的基石。產權讓渡都要以契約為根本，重要的不是契約文本的外在形式，而是履行契約的意志和德性。自覺履行契約，意味著預設無所不在的市場“監督者”成為道德自我約束力的重要顯現。提倡彼此遵守約定規則的誠信精神，其本質就是契約精神。

　　四是遵循經濟理性的精神。在一個成熟的市場中，除了公共產品，其他的都要追求利潤最大化，沒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理性精神，就難以使企業做到極致、產品做到極致。

　　五是倡導企業家的“創造性破壞”精神。這是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企業創新與自我革命的辯證哲學理念。這不是資本主義專利，它是現代市場精神特有的秉性。市場的本質就是否定，產權讓渡就是斯賓諾莎式的“規定即否定”。否定的終極原因正是來自人類不斷追求物品的完美和完善的本能訴求，市場正是通過不斷的內在否定，才能促使產品不斷更新換代，產業不斷轉型升級，企業不斷鳳凰涅槃式獲得新生，市場才能充分體現當代性的能級水平。使古代集體無意識的交換市場，過渡到今天充滿著高度自覺意識的交換市場。當代人求新求異的需求不斷變化，必然鑄就市場呈現“太陽下面天天有新物”的發展節律，必然帶來“小的就是美的”企業哲學。因此，追求市場內在的否定精神，就是企業家善于自我交戰的品格。企業家往往是自己摧毀“自己”，把過去的成功，視為未來前進的包袱和障礙，一種新產品成功問世，同時意味著在研發系統內該產品的市場生命的終結。不是跟著市場感覺走，而是要跟著靠企業自主創新不斷引領市場新偏好的道路走。

　　社會主義市場精神影響并決定著企業家精神

　　當下市場精神按不同社會制度來辨識，主要有資本主義市場精神與社會主義市場精神，兩者有著本質區別。資本主義的市場構成，是以個人為分析單位，如亞當·斯密所說，在自由放任的市場中，每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看不見的手牽引下商業社會自然達到豐裕。資本主義的市場精神有三個觀察點：一是追求原子式個人主義自利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以來的整個西方主流經濟學史，都可以被看作是經濟個人主義理論的延伸和拓展。二是追求“零和”至上的精神。市場競爭具有達爾文進化論的天則，弱肉強食，強者必霸。零和排除分享、共享、他享的存在，主張競爭應是雙方斗智斗勇的過程，占有成果是不可違背的公理，至于靠同情與憐憫的成果享用，那是非競爭規則的慈善事業。三是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實現的意志。社會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雖然作為范疇定義兩者不可等同，但兩者在現實社會中關系甚密。在資本主義社會，它本質地反映在權力與資本的關系互滲中。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決定了資本是社會的軸心，也是權力的根本。資本的利益集團是社會的主體，多黨派選舉的背后是資本利益的角逐，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實現是資本主義市場精神內在的、本質的規定。

　　社會主義市場精神則提倡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彰顯公平公正原則，最優化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精神也有三個觀察點：一個是追求全球經濟正義的原則，私有制國家政治制度決定了相應市場規則的階級屬性，在“讓富人更富”的市場規則里，廣大人民群眾沒有經濟正義可言。社會主義努力用一種新型的政治正義原則——人民性，來整合并調節經濟正義的實現。在參與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積極構建中，秉持全球經濟正義的原則，在極度經濟理性化和資本私有化的世界里，通過以社會主義先進的制度創新為示范，探索并踐行一種超越以資本為軸心的國家制度的新制度形式，用政治理性的制度創新，矯正全球經濟非正義傾向，變少數富人經濟學為人民大眾經濟學。經濟正義意味著實質正義、過程正義、程序正義、分配正義、結果正義。二是追求歷史進步的尺度。把是否有利于科學精神的弘揚、是否有利于促進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發展、是否有利于全社會利他主義精神的弘揚作為考量坐標。三是追求經濟利益最優化實現的目標，即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人的全面發展相平衡。

　　市場精神與企業家精神有著內生關系。特定的市場精神影響并決定著企業家心性、德性和知性的構成。追求真、善、美的市場精神，有助于企業家精神構成的政治站位、思維格局以及利他主義偏好的坐標定位。應當說，最能夠起到對市場推動作用的是企業家，因而市場精神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國家、民族的企業家最直觀的精神范式的表達。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充分體現了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融會中國先哲思想之精粹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之優長的哲學境界，它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儒商精神，而是一種具有很強當代性的社會主義市場文化，是具有特殊性、個別性、民族性的文化符號，它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既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又有當下中國各種優秀文化（包括對國外優秀文化的吸納）的主體建構。傳統向現實轉換是儒商精神實現當代生命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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