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貧困始終是古今中外治國安邦的一件大事。2000年《聯合國千年宣言》簽署以來，全球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數一直穩步下降。然而，這一趨勢在2020年被打斷，受新冠肺炎疫情、地區沖突、氣候變化、通貨膨脹等影響，全球出現規模性返貧現象。各國如果不能把共識重新凝聚在促進全球減貧和發展目標上，人類社會將無望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我們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堅持調動廣大貧困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堅持構建益貧性經濟增長政策、包容性社會發展政策，并實施多維度精準扶貧方略，在2020年底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21年以來，接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高質量發展，不斷提升人民美好生活水平，逐步邁向共同富裕。這無疑為陷入低谷的全球減貧形勢，提供了可供有益借鑒的中國方案。

　　中國減貧的世界價值

　　首先，中國貢獻了世界減貧總量的70%以上。1981-2017年，世界極端貧困人口減少12.28億人，其中中國減少8.71億人，貢獻了世界減貧總人數的70%以上。正是由于中國在消除極端貧困方面的突出貢獻，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減貧目標在2015年如期實現。黨的十八大以來這十年，中國堅持實施精準扶貧方略，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接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根據世界銀行全球貧困監測數據，中國提前十多年實現了消除極端貧困（每人每天消費低于1.9美元，2011年國際購買力平價）的目標，為全球低迷的減貧形勢注入強勁的中國動力。若以更高的中度貧困標準（每人每天消費低于3.2美元，2011年國際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在2019年中度貧困人口比率降到2.08%。按照世界銀行共享繁榮提出的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以下的參照標準衡量，中國已經實現消除中度貧困目標。中國也為中等收入國家消除中度貧困樹立了典范。

　　其次，中國實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多維度精準扶貧。貧困不僅表現為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而且表現為獲得教育、健康、社會保障、居住條件、就業等方面的能力不足。縱觀世界各國的減貧舉措，大多針對收入貧困給予政策支持；而針對能力不足的經濟、社會和環境開發則缺乏大規模的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這十年，中國針對“貧”和“困”的相互交織，在生產、就業、教育、健康、社保、移民搬遷和生態扶貧等諸多方面實施政策組合拳，探索實踐了針對近一億人口的多維度精準幫扶。形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市場主體、社會力量廣泛參與，貧困群體自強不息的脫貧攻堅合力，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豐富了世界減貧理論體系。這條減貧道路不是來自發達國家或國際組織的發展援助及其附加的減貧“藥方”，而是基于自主發展的知識創新和實踐。

　　中國減貧的理論貢獻

　　執政黨團結人民形成減貧與發展共識是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制度基礎。一項制度的形成既受歷史文化背景影響，也取決于執政黨治國理政的政治哲學。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既厚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也扎根于中國共產黨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理論認知和實踐探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堅決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堅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共識，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7年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各方參與是合力，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有機結合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發揮各方面積極性。黨的十九大以來，按照補短板、強弱項的系統思維，接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改善收入分配，推動高質量發展，構筑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凝聚全社會形成發展共識，構筑減貧的制度基礎，是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理論貢獻之一。

　　強大的反貧困執行體系是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重要保障。一項好的制度，成功與否關鍵在執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多措并舉、精準發力。脫貧攻堅期內，在實行“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工作機制的同時，黨政主要部門的精銳力量被投向脫貧攻堅主戰場。全國累計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村干部一道，打通扶貧工作“最后一公里”。

　　構建益貧性經濟增長、包容性社會發展和多維度精準幫扶“三支柱”公共政策體系，是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另一理論貢獻。一個國家要實現大規模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首先需要構建具有廣泛就業增收的市場環境，特別是經濟增長要有利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就業增收。益貧性經濟增長，就是指貧困地區或貧困人口的收入增長幅度要快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消除絕對貧困、縮小發展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黨的十八大之前，我國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化建設快速發展，為貧困地區人口增收就業提供了廣泛的機會。黨的十八大之后，在產業幫扶、就業幫扶、消費幫扶的政策作用下，全國范圍內形成了益貧性經濟增長環境。2020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588元，黨的十八大以來實現年均增長11.6%，高于全國農村居民2.3個百分點。

　　包容性社會發展政策是形成可持續減貧的動力基礎。教育和健康是形成人力資本的基礎，更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礎，而普遍獲得、不落一人的社會保障體系則是人們面對風險打擊，提高韌性、恢復生計的安全網。這十年，中國全面推進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和社會保障扶貧，形成包容性發展的社會基礎。基于數字技術和平臺經濟的消費幫扶與電商扶貧模式創新，則為廣泛的社會參與“無感幫扶”提供了數字技術方案。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不僅貧困人口分享了數字技術紅利，而且社會大眾“人人扶貧”“人人公益”觸手可及。包容性的社會幫扶模式，也是中國對全球貧困治理的創新貢獻。

　　然而，貧困的現實告訴我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通過益貧性經濟增長和包容性社會發展政策擺脫貧困。針對“貧困惡性循環”這一頑疾，中國對9000多萬貧困人口建檔立卡，按照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目標，實施多維度精準幫扶。正是在“三支柱”公共政策的作用下，中國徹底消除了絕對貧困。

　　共建“一帶一路”減貧之路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落實全球發展倡議，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貢獻。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將本著開放包容精神，同愿意參與的各相關方共同努力，把“一帶一路”建成“減貧之路”、“增長之路”。截至今年4月，中國已與149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在共建“一帶一路”中，分享中國減貧經驗，是中國特色減貧方案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鑒的可行選擇之一。

　　在共建“一帶一路”減貧之路中，落實全球發展倡議。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政治形勢，全球貧困治理受到巨大挑戰。在發展共識上，通過踐行全球發展倡議，重振落實2030年議程的全球合作，對推動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至關重要。雖然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基本國情不一樣，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的制度建設，應該具有共識基礎。以構筑全球發展共同體為目標，把消除絕對貧困、應對糧食危機和氣候變化等發展議題列入優先發展序列，避免把減貧、糧食安全和氣候變化等發展議題政治化、邊緣化，凝聚國際社會的發展共識，是全球當務之急。

　　分享中國可持續減貧“三支柱”公共政策，惠及“一帶一路”國家。在共建“一帶一路”減貧與增長之路中，分享益貧性經濟增長、包容性社會發展和多維度精準幫扶公共政策經驗，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應對貧困與饑荒、糧食安全和維護經濟社會穩定具有現實意義。通過政策溝通，達成發展共識；在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中，構建益貧性經濟增長；在民心暢通中，促進包容性社會發展。

　　此外，中國在具體的扶貧項目和鄉村振興項目實施與執行中，也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需求為導向，有針對性地分享中國減貧與發展知識。中國在國內發達地區結對貧困地區開展脫貧攻堅的區域協作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經驗。既有跨省區的東西部協作，也有省內的區域扶貧協作。它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內區域協作的制度實踐。中國特色減貧方案的制度創新和減貧實踐，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和借鑒。（作者是上海【復旦大學】合作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復旦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