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任以來，一直將實現經濟振興作為第一要務。但從不久前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GDP初值來看，日本經濟繼去年第三季度后再次負增長，這對岸田政府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也從側面反映出日本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若干隱憂。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和急速通貨膨脹是日本經濟復蘇的兩大阻力。疫情持續擴散對本就艱難的日本經濟產生巨大負面影響，但岸田政府似乎并無堅持到底的一貫性原則，部分關鍵性的抗疫防疫政策甚至出現“大撤退”。與此同時，急速通貨膨脹又成為阻礙日本經濟復蘇的突出矛盾。這輪通脹是由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雙驅動”形成的，短時間內這兩種社會基礎性商品的價格或將持續在高位徘徊。日本4月份CPI增長2.1%，盡管這滿足了日本政府提出的2%物價上漲目標，但并不是日本經濟正常運行的合理表現，日本社會對此多有擔憂。

　　第二，弱匯率與弱經濟增長預期是困擾日本經濟復蘇的兩大現實性問題。日元兌美元匯率近期出現快速且連續的下跌，這反映出市場對未來日本經濟的總體走勢并不看好。更關鍵的是，日本的能源及糧食高度依賴進口的貿易結構特征，使持續下滑的日元匯率進一步產生“疊加效應”，助推上述進口商品價格的加速上漲。

　　弱經濟增長預期則是上世紀末泡沫經濟崩潰后長期困擾日本的結構性問題。就目前日本經濟的現實情況來看，低收入增長和高通脹的同時發生，進一步遏制日本居民消費欲望的重振，進而引發企業再投資行為減少，經濟持續性向上的動能也就隨之式微。長此以往，日本宏觀經濟便容易陷入“持續性衰退”的怪圈。

　　第三，日本無法在經濟治理理念上實現突破性創新。二戰后，日本時任首相吉田茂果斷選擇“棄武從經”路線，在財政上為“傾斜生產方式”等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提供大量資金與資源，進而為之后“收入倍增”及“高速經濟增長”等經濟奇跡創造了可能。21世紀的今天，日本或應更多地反思歷史，從中汲取謀求發展的重要思想，開展新一輪“棄武從經”行動，將國家發展的戰略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上來，真正實現“令和開國”，幫助日本經濟擺脫萎靡不振狀態，走上持續增長之路。

　　當前日本財政支出中，大約1/3用于社保費用支付，1/4用于償還國債及支付利息等，因此實際可用于經濟振興或科技發展的財政支出不到預算總額的一半。而且，日本政府已經連續多年實施“赤字財政”的激進政策，大量增發國債，引致國家債務總額連創歷史新高。這對日本國家及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不小的壓力，而且再持續惡化下去的話將會進一步成為日本經濟未來發展的巨大阻力與包袱。

　　情況已然如此，日本國內保守勢力卻仍不遺余力地鼓吹要將日本防衛費用提升至GDP的2%以上。這一提議一旦落地將會不可避免地引發或加劇新一輪“軍備競賽”暫且不說，它還一定會占用大量本可用于經濟增長領域的資金和資源，明顯不利于日本經濟的中長期復蘇與發展。

　　綜上所述，日本政府如果真將日本經濟治理和復蘇作為執政“首要課題”，就需不僅在政策上，更從思想上實現創新性突破。（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