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發展主題和歷史進程，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根本走向和文明進步的標識。但是，在過去的幾百年中，世界各地都難免出現戰爭、暴亂、侵略、殺戮、資源枯竭等“人為性”地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問題和災難，即使到了21世紀，仍然不能避免，對世界發展帶來了新挑戰，引發了“世界怎么了”的普遍困惑。回顧世界現代化發展歷程，可以發現，現代化似乎總是跳不出“既承載人類美好向往，又難免給世界帶來災難挑戰”的“歷史周期率”，甚至一些國家的現代化成果和霸權霸主地位就是建立在破壞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雖然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然而唯獨不能忽略的是西方理論對世界現代化發展的誤導。

　　邏輯誤導

　　“現代化”的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戰后，面對一大批新出現的獨立國家及所引起的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西方國家用“現代化”這一新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式，塑造了一幅“現代、文明”的世界形象，并借助新興社會學科建構出一套世界現代化敘事體系，來影響新興國家發展方向，進而達到掌控世界格局的目標。

　　這套現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其衍生的社會科學體系發源于英國，發展于美國，曾流行于世界，其基本邏輯是將資本主義描繪成人類文明的終極狀態，將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家定義為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其產生的邏輯誤導是追求現代化就要“西方化”，就要按資本主義的邏輯來進行。而一旦按照西方邏輯來指導現代化就“悄無聲息”地陷入了現代化所開辟的“世界歷史”及其內在的“支配—從屬”關系，不可避免地被拋到由西方擴張勢力及勢力范圍所及的“統治—權力”各種關系之中。

　　對此，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有過經典批判：“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邏輯誤導？

　　一方面，將“現代化”理論的建構基礎從西方的經驗抽象演變為一般性經驗，從而造成誤導。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雖然已經成為描述發展過程的一般代名詞，但是在起源上來講是從西方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總結的經驗和理論，甚至是階段性的成果。如果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現代化的過程就會成為一種悖論：現代化是一個使人過上好日子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使人日益貧困的過程。

　　另一方面，將“資本主義現代化”通過話語霸權標榜為人類文明的最高形態，從而造成誤導。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運動規律來看，“現代化”是人類實現自我解放和自我發展的過程，通過現代化發展逐漸告別傳統社會，建立起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雖然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被認為是催生“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的兩次偉大革命，但不能由此類推“現代社會”“現代國家”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由此類推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家就是人類文明進步和發展所達到的最高境界。

　　標準誤導

　　在西方政治理論中，西方學者十分自信地認為，源自西方的民主化已成為現代文明的主流，西方文明的民主一定會成為世界普遍的政治形式。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學界推出民主研究學術工程，和政界緊密合作對民主話語進行改造，將本來資本主義政治中的競爭性議會政治、多黨輪替、票選、制衡等特征，悄悄轉化為民主的一般標準，通過持久的學術研究和學術滲透，在世界造成誤導，讓人們誤認為只有西方制度才是民主模式，才符合現代化標準，凡是不符合西方標準的都不是民主國家。

　　為此，西方學界還制造出很多諸如轉型國家、威權國家、半民主或部分民主國家等新鮮政治學詞匯，意指這些國家要實現現代化需要按照西方標準先進行政治改造，也為西方國家干涉別國內政提供了所謂“理論支撐”。從實踐看來，西方國家輸出的民主實踐，很多時候種下的是分裂、沖突與戰爭的種子，使無數生靈不得不承受西方標準所帶來的民不聊生的代價，偏離了人們對現代化的真實期盼。事實上，雖然“民主”最早出現在西方，但就本質來講是人類實現自由發展和全面發展的歷史必然和工具形式，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只是其中的一個表現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因此，如果將“民主化”作為現代化的標準，絕不是西方的民主標準，而應是民主所體現的人類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的程度及不同國家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程度，才符合現代化的真正意蘊。

　　路徑誤導

　　毋庸置疑，資本主義創造了極大的物質財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那么，這些財富是如何創造的呢？西方學者自20世紀中期以來，將現代化理論予以科學化，弱化其政治性，突出經濟維度，憑借經濟優勢縫制“華麗外衣”，在“華麗外衣”上又鑲嵌所謂自由、民主和文明的意識形態標簽，將民主化、法治化和福利化演變成為一種現代化的必然路徑，掩蓋了西方現代化早期野蠻血腥的資本積累過程。人們在被“華麗外衣”吸引的同時，也難以招架住西方意識形態的誘惑，產生了一種邏輯幻覺：只要認真仿照歐美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模式，就能實現發達的現代化。殊不知，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進程是以貿易、資本為驅動，在其背后是國家暴力的后盾，接受西方理論的時刻就是被西方意識形態柔性控制的時刻，會將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邏輯簡單平移照搬，不但導致國家進一步衰敗，而且在經濟政治上依附于西方，找不到擺脫“依附—從屬”關系的出路。

　　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揭示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西方國家正是通過這種思想、價值、政治的意識形態輸出掩蓋了剝削支配世界的真實面目，既實現了追求世界規模利潤的目的，又達到了追求全球性價值認同的效果，最終形成了一種以依賴意識形態作為世界現代化格局的支配機制，使尋求富強的后現代化國家陷入了西式觀念和制度邏輯之中，也等于進入了自我殖民的鐵籠，即使苦苦掙扎仍不得解脫。

　　因此，西方現代化是人類進步和發展不可重復的經驗，基于西方經驗得出的現代化理論是人類進步和發展不可普適的理論。通過對西方理論對世界現代化發展的反思可以發現，現代化進程之所以總是跳不出“相悖”的“歷史周期率”，原因在于原發的西方現代化理論在邏輯、標準和路徑等方面對世界現代化進程產生了誤導。

　　人類的現代化發展理論和現代化事業必須建立在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和世界歷史的未來走向上，這樣的現代化首先規定了現代化的文明形態，現代化的理論邏輯、實踐標準和推動路徑需要服務于這種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正是立足于這種文明新形態不斷探索發展成型，抵達了新的歷史方位，必將在文明的至高點上形成現代化新理論，創造現代化新道路，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作者系中共廣州市委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為廣東省委宣傳部委托課題《“黨的全面領導”的歷史演進和基本經驗》【GD21TW02-0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