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全體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和比重則是穩健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從2020年到2035年要使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提出要讓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今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時，特別提出要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比重，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這一系列重要論述，揭示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之間的邏輯關系，表明了加快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

　　一

　　一般認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都能夠享有高質量、高品位生活的扁平型社會。從低收入群體規模大、中高收入群體占比低的金字塔型社會走向共同富裕的扁平型社會，必然要經歷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比重不斷擴大的橄欖型社會這一形態。加快建構橄欖型社會結構并持續向扁平型社會演變，其核心要義是將合理分配財富蛋糕擺到與持續做大財富蛋糕同等重要的位置，讓國家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進而達到穩步縮小收入差距、快速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

　　中等收入群體的認定標準需要綜合考慮收入等四大要素：一是一定時期內家庭人均收入達到或超過中等收入水準，這是基準；二是擁有一定的資產積累，如擁有基本居住條件和相應的儲蓄或資本，這是基礎；三是具有較強的安全感，不必過于擔憂或害怕天災人禍等風險影響生活質量，具備相應的抵御生活風險和實現穩定預期的能力，這是基石；四是能過上有品質的生活，包括較強的支付能力與合理的消費結構，是旅游、文化等個性化消費的主體群體，這是綜合標志。只有同時具備上述四要素，才是穩定的有質量的中等收入者。

　　二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進程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一方面，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比重的不斷擴大，意味著社會財富分配格局不斷優化，社會公正度不斷提升。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比重的不斷擴大，代表著民生發展質量的普遍提升，其直接效應是形成收入增長—消費升級—產業優化—經濟增長—民生改善—人民幸福的良性循環格局，促使城鄉居民的生活品質進入新境界，進而促使整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根據經濟學原理，高收入者的收入消費效應是遞減的，低收入者的消費貢獻有限，只有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才能使居民消費成為有效促使經濟持續、穩步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并通過消費升級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進而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可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比重，就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具體表現。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生發展不斷飛躍。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消除了千年積淀的區域性整體貧困現象，如期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寫就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壯麗篇章，事實上已經行進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大道上。但基尼系數偏高和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偏小、不穩定性偏高仍是客觀現實。目前全國約有1.4億個家庭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這一群體的規模約為4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30%左右，離橄欖型社會結構還有較大距離，這種格局顯然不利于民生持續改善與消費持續升級，亦會制約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進而影響共同富裕目標的推進。因此，快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比重，加快構建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是現在到2035年間必須完成好的重要目標任務。

　　三

　　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比重，必須理性認識目前的制約因素，主要是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我國雖然在近40多年間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剛突破1萬美元，仍處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家底還不豐厚。二是低端產業、低端就業占比偏大與高技能勞動者占比偏小，直接制約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三是收入分配存在失衡現象，勞動者報酬總體偏低，創造性勞動與復雜勞動尚未得到充分認可，稅收制度調高提低的正向功能亦不足。四是社會保障制度與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還不健全，延緩了一部分人邁向中等收入群體的腳步。

　　根據以上現實條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基本思路，首先是考慮加快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即從現在起到2035年，讓中等收入群體從目前的4億人左右增長到8億人左右，占總人口之比從30%左右提高到60%左右。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創造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日益豐厚的物質財富積累；二是有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前者要求必須繼續做大財富蛋糕，在堅持有質量有效益發展的前提下保持國民經濟穩步增長，為居民收入增長和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打下更為雄厚的物質基礎；后者要求必須高度重視分好財富蛋糕，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盡快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為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比重快速擴大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在此基礎上，確立提低、穩中、調高三管齊下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思路。其中，提低是關鍵，只有盡快通過多種有效舉措促使低收入者越來越多地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才能實現擴中目標；穩中是基礎，只有消除中等收入者的脆弱性，確保其不因住房、疾病及其他意外事件輕易掉入低收入群體，才能快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調高是合理調節部分群體的高收入，同時激勵先富者通過慈善公益等途徑實現自愿共享。

　　具體的舉措主要包括：通過技術創新與制度變革促使產業升級與結構優化，創造更多中高收入就業崗位，進而促使“白領”與高級“藍領”隊伍不斷壯大，以此奠定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經濟基礎、就業基礎與收入增長基礎；盡快扭轉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持續下滑的勢頭并使之逐步提升到60%左右，確保勤勞者能夠致富，確保創造性勞動與復雜勞動能夠獲得應有的收益回報，同時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包括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開征房屋空置稅與超額資本利得稅及奢侈品消費稅等，鼓勵高收入群體通過第三次分配回報社會，抑制投機性收入，堅決打擊非法收入，促使社會分配更加公正合理；堅持責任合理分擔和群體互助共濟，持續不斷壯大社會保障的物質基礎，切實加大社會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力度，在深化改革的條件下盡快促使法定養老、醫療、救助、住房保障等制度走向優化并定型，真正構建起責任邊界清晰、分工明確的多層次保障體系，特別是要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促進城鄉居民的資產或財產積累，盡快打破一些領域的壟斷局面，暢通居民個人投資渠道，進一步強化私人財產保護，讓中等收入者有恒產，讓有恒產者有恒心。

　　在黨中央總體部署下，通過上述措施，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必定會持續快速壯大，當這一群體在2035年能夠占到總人口60%左右的規模時，即標志著我國步入了穩固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同時也具備了向共同富裕的扁平型社會沖刺的基礎。

　　（作者：鄭功成，系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