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在《現代法學》2019年01期《數據共享與個人信息保護》一文中認為，隨著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數據共享現象日益普遍。數據共享是一種重要的數據利用方式，也是數據流通和數據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數據共享中的個人信息仍然屬于信息權利人的權利，與個人信息的收集、利用行為一樣，數據共享也應當獲得信息權利人的授權。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在規定個人信息權利時，應當規定數據共享規則，數據共享規則的設計應當妥當平衡數據流通與信息主體權利保護之間的關系，在具體設計數據共享規則時，應當在區分不同個人信息類型的基礎上，設計信息主體的授權規則。

　　通過立法平衡數據共享與個人隱私保護之間的利益沖突

　　王巖、葉明在《理論導刊》2019年01期《人工智能時代個人數據共享與隱私保護之間的沖突與平衡》一文中認為，人工智能時代的數據共享和個人隱私保護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為維護公共利益、促進數據驅動型經濟的發展，需要實現數據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以及公眾之間的自由流轉與共享，此時個人隱私保護的權利應做出一定限縮，將部分非核心利益讓渡給數據共享，作為其實現核心利益的條件和基礎；同時，數據共享也不能毫無限制地野蠻生長，其同樣應受到個人隱私保護的約束。然而，考察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可以發現，涉及個人數據信息保護的法律條文并不多，涉及數據共享促進措施的法律唯有《貴州省大數據發展應用促進條例》《貴陽市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條例》等地方性立法，可以說，數據立法嚴重滯后于實踐發展的需要。因此，為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和理論發展的需要，實現數據利用與保護的雙贏，有必要盡快制定全國性的數據共享促進及保護的法律，通過立法平衡人工智能時代數據共享與個人隱私保護之間的利益沖突，對數據共享與隱私保護的基本問題加以規范。

　　政府數據取之于民，理應用之于民

　　張亞楠在《理論探索》2019年第5期《政府數據共享：內在要義、法治壁壘及其破解之道》一文中認為，政府數據取之于民，理應用之于民。政府數據開放平臺為行政機關與公眾之間的數據流轉提供了便利，而發端于行政機關之間的政府數據共享仍然面臨權屬障礙、版權化難題、權利義務關系緊張等問題。破解大數據時代政府數據共享的法治壁壘，迫切需要破除政府數據共享中的權力本位思想，賦予政府數據國家主權特性，引入政府數據共享協議作為緩沖，實現政府數據共享從權力本位走向責任本位，構建權責一致的政府數據共享體系，推動政府數據共享由行政命令推行到專業性立法的轉變，以保障政府數據共享有法可依。

　　數據產業應強化數據安全規范和保障機制，筑牢企業間數據共享的信任基石

　　魏益華、陳旭琳、鄒曉峰在《財經科學》2020年第4期《數據共享、企業策略和政府監督激勵——基于演化博弈分析》一文中認為，數據產業應強化數據安全規范和保障機制，筑牢企業間數據共享的信任基石。企業間的信任利于數據共享意愿的產生，因此化解數據安全、信息保護的安全保障問題，需建立數據安全保障機制，提升企業間的價值認同感和信任水平：一是樹立數據安全理念，把安保措施嵌入企業生產過程，把安全作為影響企業品牌、聲譽的關鍵環節，努力提升信任所帶來的正效益水平；二是通過合同等方式規范約束參與主體的行為，打擊機會主義等阻礙數據共享的行為，并通過“獎優罰劣”的方式，從政府政策支持、企業違約懲罰兩方面著手，遏制企業搭便車的短視行徑；三是雙方應帶頭完善承諾機制，合力營造重視良好信譽的行業氛圍；四是引入外部監督機制，強化產業第三方對企業阻礙數據開放共享行為的監督，防止其對協同創新造成大量損傷，提高企業共享數據的參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