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將需求側改革的重要性提升至新的高度。在“十四五”即將開局、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即將開啟新征程之際，黨中央高瞻遠矚，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具有歷史、實踐和邏輯上的必然性，是主動作為和長期戰略，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優勢的開放的雙循環。這一戰略之舉的關鍵內容是夯實暢通國民經濟的各個環節和國內外循環，通過需求側改革促進形成并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2015年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我們堅持這一主線不動搖，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通過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等措施，實現實體經濟活力不斷釋放，供給水平和質量不斷提升。同時，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市場一體化建設仍任重道遠。流通環節堵點多成本高，收入分配差距形勢依然嚴峻等現實問題制約了市場潛能的釋放。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大流行，國際政治和經濟形勢日趨復雜，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明顯增加，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難免有風險、挑戰甚至驚濤駭浪。面對加速演變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一方面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加強需求側改革，通堵點、補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循環往復不斷達到更高水平動態平衡，促進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我們應準確識變、多措并舉、綜合施策，加強需求側改革。

　　第一，激活城市和鄉村需求。盡管我國擁有規模龐大的消費群體，但消費勢能的轉化效率并不高。這背后的關鍵問題在于，占全國人口總量近四成的鄉村人口在財富和收入上處于較低水平，享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相對不足，導致鄉村消費群體的潛能無法充分釋放，制約我國整體市場需求提升。對此，我國在“十四五”期間應在鞏固脫貧攻堅勝利成果的基礎上，堅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積極探索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升鄉村消費群體的收入和財富水平。城市化是提升市場需求的有效路徑，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要積極推進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更加注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加注重環境宜居和歷史文脈傳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以農補工的政策，在新發展階段要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第二，加強一體化建設打通堵點。我國有廣袤的國土和復雜的國情，地理距離和行政壁壘等因素衍生出較為嚴重的市場分割；同時，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存在弱點和堵點，制約了超大規模市場潛能的充分釋放。應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促進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提升滿足需求尤其是中高端需求的能力。應進一步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提升資源和市場要素配置效率。應克服地方保護主義，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實現貨暢其流。應優化消費環境，鼓勵新型消費模式，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同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前期探索的基礎上，開創區域協同和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第三，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是我國改革開放40余年的寶貴歷史經驗。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是我國經濟創造歷史奇跡的重要助推器。當前我國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愈加復雜，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也面臨更大挑戰。新形勢下應更加重視挖掘國內市場需求潛力，在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基礎上完善國內大循環。與此同時，積極利用好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托我國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把我國建設成為吸引國際優質資源的巨大引力場，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協同發展促進需求側改革。

　　以變應變，方能掌握主動。站在新的歷史方位，統籌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改革是順應經濟規律的必然之舉。把握機遇、因勢利導，中國經濟必將書寫更加燦爛的新篇章。

　　（作者：洪俊杰，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