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一直是哲學上爭論不休的焦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性本惡，只是學者分析復雜人性的一個基本工具，并不代表他就因此主張和推崇人性的惡德。我們長久地懲罰惡，但惡依然存在，因此需要長期的研究人性惡，并不斷改變和規范它。

　　人性惡只是制度設計的基礎，是基于復雜的人性，并不是因此贊同和鼓勵惡德，恰恰相反，正如曼德維爾所說：嫻熟地管理每個人的惡德，將有助于造就整體的偉大及世間的幸福。

　　一、在每個市場參與者追求私利的過程中，市場體系會給所有參與者帶來利益，兩個人之所以要進行交易，因為他們從交易中均能獲得好處

　　一個國家的財富增長秘密有哪些？商業社會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有的國家經濟發達，有的國家卻長期貧窮落后？這些都是學者們長期研究的問題，直到1776年，“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使人們對國家財富增長的秘密豁然開朗，這本著作的另一個標題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它是市場經濟的開山之作，也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起點。

　　《國富論》主張自由貿易，推崇市場經濟，認為個人私利會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促進公益。而“看不見的手”成為經濟學上一個最著名的隱喻，是國家財富增長的秘密，也是后來市場經濟最形象的理論闡述，更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最生動的寫照。

　　“看不見的手”揭示了自由的市場經濟中存在的一個悖論。在每個市場參與者追求私利的過程中，市場體系會給所有參與者帶來利益，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指導著整個經濟過程。也可以說個人在經濟生活中只考慮自己利益，受“看不見的手”驅使，即通過分工和市場的作用，可以達到國家富裕的目的。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都試圖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來說，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達到另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個人的利益，從而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大。”“我們不能期望從屠夫、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慈善心得到我們的晚餐，而是從他們關懷他們自己的利益去得到。”

　　國家財富主要依存于貿易交換、專業化和市場自由。交換導致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使工人能借助規模經濟，得到比沒有交易時更大的財富總額。在交換中，我們達到自己的目的，既不是由于強迫我們的交易伙伴，也不是由于乞求他的慈善心，而是由于在交易過程中同他自己的利己心相契合。兩個人之所以要進行交易，因為從交易中均能獲得好處，個人如此，國家也是如此，國際貿易使交易雙方都從中獲益。

　　這里聯系貿易交換與商業本質最關鍵的一個基礎就是利己心，它也是“看不見的手”的驅動力，正是這種悖論和張力，推動國家財富增長。240多年前，斯密能夠撥云見日，力排眾議，直指市場經濟的關鍵所在，確有遠見卓識。而這一重要思想是來源于曼德維爾。

　　二、如果從道德角度看，奢侈、虛榮、自利等惡德的商業社會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可能會增加整個社會的福利

　　醫學博士和哲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在1705年出版的《抱怨的蜂巢或騙子變作老實人》這一諷刺性散文詩的基礎上，出版了《蜜蜂的寓言》一書，在這本書中，曼德維爾提出了驚世駭俗的學術觀點，正如該書的副題所標明的，“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這也被稱為曼德維爾悖論，催生公眾利益的，正是私人的惡德。“被人們稱作現世罪惡的東西，無論是人類的惡德還是大自然中的惡，才是使人類成為社會性動物的重大根源，才是一切貿易及各行各業的堅實基礎、生命與依托……”。

　　全書以寓言的形式講述了在一個蜜蜂王國中每一只蜜蜂都像人類一樣擔當著律師、醫生、神甫、士兵、大臣、司法人員等各種角色，雖然每只蜜蜂都虛榮、貪婪，追求個人利益，但整個蜂國卻繁榮安定。其核心就是曼德維爾悖論，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可能會推進整個社會的福利。曼德維爾認為，如果從道德角度看，奢侈、虛榮、自利等惡德的商業社會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追求個人私欲能推動社會公共利益”。這個觀點深深地影響了亞當·斯密，《國富論》將它進一步深化和系統化，并發展成為經濟學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古往今來，所有的哲學家都從道德的角度來分析善與惡，提倡為善乃是每個社會成員的責任，美德應受鼓勵，惡德應遭反對。當曼德維爾提出他的悖論時，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對與攻擊，英國一個郡的地方法院專門為此書立案，判定此書是“在擾亂社會秩序”，是一種“公害”。盡管如此，這部書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影響卻經久不衰。它影響了無數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包括休謨、亞當·斯密等思想大師。

　　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一直是哲學上爭論不休的焦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性本惡，只是學者分析復雜人性的一個基本工具，并不代表他就因此主張和推崇人性的惡德。幾千年來，人類的本性不曾改變，人有善的美德，但也有惡的一面，承認人性惡的一面，并不是贊同惡，恰恰相反，我們長久地懲罰惡，但惡依舊存在，因此需要長期的研究人性惡，并不斷改變規范它。

　　正因為如此，曼德維爾的研究勇氣才會令后來者敬佩，他的研究成果與貢獻彌足珍貴，正如霍恩所評論的：“在力圖理解自利的人們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過程中，曼德維爾做出了他最重大的貢獻。通過把自利觀念、經驗主義、勞動分工和人類發展的長期歷史結合起來，曼德維爾解釋了商業社會的運行和物質進步。當把這些思想的大多數運用于國家事務時，曼德維爾解釋了如何給這種社會提供指導。”

　　三、從人性惡的角度來設計制度，制度才會有效。否則，如果人人都是圣人，人人都是君子，則不需要制度，也不需要法律

　　如果說，歷史上許多哲學家是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分析人性善惡的，那么曼德維爾則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人性善惡的，他是用經濟的眼光來看世界，而不是用道德的眼光來分析經濟，這樣真正使經濟學成為了一門獨立研究的學科，他也因此影響了后來經濟學的發展，他的觀點有助于人們認識商業社會的本質，即如果讓每個人合理地追求他自身的利益，那將會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促進社會的繁榮。

　　斯密則是繼承和發展了曼德維爾的思想。曼德維爾認為消費會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既鼓勵消費，又強調生產，通過消費增加就業、進而帶動工業生產才是蜜蜂王國繁榮安定的原因。斯密雖然強調積累，但也有“消費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目的”之說。曼德維爾認為蜂國之所以繁榮，是由于消費刺激了生產形成了一個有效運轉的商業社會，而亞當·斯密也提出了商業社會的流轉形式。此外，曼德維爾提出了勞動分工理論雛形，還有國際間資源互換的貿易理論。曼德維爾認為制度的建立并非人為的，其形成是自發的。受其影響，亞當·斯密深化為“無形之手”的理論，認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力量是無形且自發的。

　　曼德維爾一直強調，從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驅動的行為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懷來建立一種充滿美德的繁榮社會，那只是一種“浪漫的奇想”，因為私欲恰恰是社會繁榮的能源，離開了這個能源，公共利益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這樣的善之花，都將結出貧困和偽善的惡之果。因此，曼德維爾和斯密都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制度規則是重要的，制度是自發生成的。

　　從人性惡的角度來設計制度，制度才會有效。否則，如果人人都是圣人，人人都是君子，則不需要制度，也不需要法律了。人性惡只是制度設計的基礎，是基于復雜的人性，并不是因此贊同和鼓勵惡德，恰恰相反，正如曼德維爾所說：嫻熟地管理每個人的惡德，將有助于造就整體的偉大及世間的幸福。只要經過了正義的修剪約束，惡德才可能帶來益處；一個國家必定不缺少惡德，如同饑渴定會使人去吃喝，純粹的美德無法將各國變得繁榮昌盛；各國若是希望復活黃金時代，就必須同樣地悅納正直誠實和堅硬苦澀的橡果。不是人之美德和良善而是制度性規則使品德不良的惡人也能為社會的福祉服務；而制約人們自私惡行的絕大多數制度規則，則是在充滿罪惡和欺騙的人類實踐中生成的。

　　這正是，好的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則使好人變壞。

　　（作者系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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