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注商標后惡意投訴，使本有商標在先使用權的被投訴商家的產品下架，然后與該商家談判，意圖高價賣出商標……當前，隨著電商經濟的發展，知識產權領域中這類現象越來越多見。為應對知識產權領域日益嚴重的惡意投訴現象，近期，投訴禁令在各地法院集中出現。

　　近期投訴禁令集中出現，主要原因有三個。

　　一是電商法與知識產權法中的通知刪除規則，很容易被濫用。通知刪除規則本來是保護權利人合法權利的，但在電商經濟、直播帶貨經濟等競爭激烈的行業中，通知刪除規則沒有足夠平衡被通知人的權利。從目前的法律規定看，濫用通知刪除的法律結果只有“錯誤通知”侵權責任。這種法律結果，后果較為輕微，不足以彌補錯誤通知導致的損害。

　　二是惡意投訴人已形成黑色產業鏈。從現有互聯網生態產業結構看，至少在電子商務、直播經濟、短視頻等領域，廣泛存在以獲取非法利益為目標，以敲詐勒索為手段的惡意投訴人群體。這樣的群體構成比較復雜，既包括競爭對手及其代理人，也包括普通網民，還包括職業勒索人等眾多群體。

　　三是現行法律存在模糊地帶。通知刪除規則最早出現在20世紀末的美國版權法，后被我國包括知識產權法、電商法、侵權責任法等相關法律采納，民法典中也明確了通知刪除規則。后來，為平衡各方利益，相關法律又引入轉通知和反通知規則。一般來說，從長遠看，反通知和轉通知能夠保障權利人的合法權利，但無法在短期內避免惡意投訴者的騷擾，無法對抗平臺設置的服務協議“游戲規則”。特別是在電商大促活動中，其一年的營業額都靠著幾次活動完成，一旦遇到惡意投訴者，損失并非是簡單的“錯誤通知”侵權責任能夠挽回的。尤其是在法院判決并不太支持“預期利益”損害的情況下，很多被惡意投訴者大都以賠錢和帶人賣貨等方式妥協。

　　因此，投訴禁令制度就成為遏制惡意投訴者，維護正常網絡生態制度的重要手段。不過，該項制度仍存在一定適用問題，在以后的平臺規則設計和進一步修法時應充分考慮到。

　　首先，投訴禁令制度只能通過法院提起。這項規則較為復雜，需要專業律師團隊以及明法曉理的法官才能充分支持。這樣一來，禁令提起成本較高，有的時候，時間緊迫性也比較強，缺乏制度性保障。

　　其次，投訴禁令制度難以應對飯圈文化中的“黑粉”等集體舉報事件。投訴禁令須與互聯網生態治理相結合，平臺則需要以網絡服務協議等方式，固定此類事件的解決辦法，如信用體系的建立，處罰濫用投訴權等。

　　最后，投訴禁令制度還缺乏與反通知制度的銜接。民法典、電商法等法律規定的反通知制度，實際是在給予被投訴者申辯權的基礎上，讓投訴人走訴訟程序。但投訴禁令卻與此相反，讓被投訴人采取司法手段。這種立法上的不同，讓兩個制度很難和諧共處，容易浪費司法資源，也容易出現同案不同判的情況。

　　總體來說，投訴禁令制度這項知識產權方面的司法創新，有助于知產侵權行為的及時止損，對規范網絡生態意義重大。當下，可在此基礎上依靠進一步修法，完善各制度間的關系，最大限度平衡網絡生態。

　　（作者：朱巍，系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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