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強有力手段，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體現了中國體制機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在鞏固抗“疫”成果、奪取戰“疫”勝利的同時，讓經濟社會生活盡快回歸常態、恢復活力，成為下一階段的緊迫任務。

　　“越是遇到困難，就越是要擴大改革開放。”推進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是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疫情下走出困境的內在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成為21世紀不亞于9·11恐怖襲擊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標志性事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坦言我們正面臨聯合國75年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全球健康危機，德國總理默克爾稱新冠肺炎疫情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遭遇的最大挑戰。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將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1月份公布的3.3%下調為低于2019年的2.9%，并將根據事態發展進一步修正。

　　面對疫情，中國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強有力手段，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實現了境內新增病例連續零增長，體現了中國體制機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在鞏固抗“疫”成果、奪取戰“疫”勝利的同時，讓經濟社會生活盡快回歸常態、恢復活力，成為下一階段的緊迫任務。

　　積極有序推進復工復產

　　全面有序復工復產，是經濟社會生活回歸常態、恢復活力的必由之路，也是穩就業、穩增長的不二選擇。但受限于主客觀因素，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努力。

　　一是確立“適度安全”理念，在疫情防控與經濟運行之間保持恰當平衡。舉國上下嚴防死守是我們得以控制疫情、扭轉局面的關鍵一招，值得充分肯定并總結經驗。隨著疫情形勢向好發展，原有防控措施將會遵循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必須加以動態調整。為此，有必要自上而下確立“適度安全”的理念，并制定和采取與之相匹配的適度、成比例的防控規則措施和責任承擔機制。

　　二是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促進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復工復產。中小微企業貢獻了全國80%以上的就業、70%以上的創新成果、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是穩就業、穩增長不可或缺的力量。由于規模小、承受力弱，中小微企業在疫情中所受沖擊相對較大，目前的復工復產率也低于規模以上企業。個體工商戶更是如此。為此，有必要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等多種手段，對其給予傾斜性支持。例如，鑒于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獲取銀行信貸支持的實際困難，可以在加大傳統銀行普惠金融力度的同時，為作為新型業態的互聯網銀行適度“松綁”，鼓勵其借助金融科技手段，應用“無接觸貸款”模式，簡化審批流程、降低融資成本，更加靈活地為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提供資金支持。

　　三是轉變城市管理理念，給“小本經營”者更多生存空間。總體而言，我國在城市管理中更加強調市容市貌，制度規則的剛性有余、柔性不足，小商小販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間較小。盡管國務院2017年頒布的《無證無照經營查處辦法》已經規定，在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場所和時間，銷售農副產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個人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法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不屬于無證無照經營，但基層的實際執行仍然有待改進。新冠肺炎疫情給民生造成重大沖擊，使得“小本經營”者的生計問題更加突顯。2020年2月28日市場監管總局等六部委《關于應對疫情影響 加大對個體工商戶扶持力度的指導意見》強調進一步釋放經營場所資源，盡快建立完善個體工商戶經營場所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依法對個體經營者豁免登記；3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要求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合理設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流動）攤販管理模式，預留自由市場、攤點群等經營網點。這些都是適應現實需求、順應民眾呼聲的可取舉措，應當盡快貫徹落實。

　　促進免“疫”產業借勢發展

　　在有序有效推動全面復工復產的同時，應當基于特定產業和經營模式對疫情的天然“免疫力”，促進其借勢加速發展。

　　一是鼓勵和支持快遞、電商、外賣等“無接觸”或“輕接觸”服務業繼續發展壯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電商平臺和快遞小哥們保證了疫情期間民眾基本生活的正常維系，而這些行業反過來也找到了新的“風口”，拓展了自身發展空間。應當支持這些特色行業積極發展和借勢擴張，一方面繼續為疫情期間的管控型生活模式提供物資和后勤保障，另一方面更多地吸納從受沖擊嚴重的其他部門轉移而來的就業人口。

　　二是推動在線產業和在線科技加速發展。疫情期間，直播授課、在線教育、在線娛樂、遠程辦公、遠程醫療、在線審理、在線仲裁等借助互聯網和移動通訊開展的遠程業務和模式出現爆發式增長，成為國民經濟中不多的亮點之一。應當努力保持這一良好勢頭，從政策和管理層面為其創造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特別是給在線平臺提供足夠的激勵和動力。與此同時，大力推動與此相關并作為其支撐和保障的在線科技的加速發展。

　　三是加快作為線上與線下、虛擬與現實“連接點”的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新型基礎設施為牽引，推動傳統基礎設施優化服務和提升效能，構建適應智能經濟、智能社會發展需求的基礎設施體系，使得我國未來能夠更加從容有序地應對包括傳染病疫情在內的各類重大災害和緊急狀況。

　　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

　　“越是遇到困難，就越是要擴大改革開放。”推進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是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疫情下走出困境的內在要求。當前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

　　一是以《外商投資法》以及《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外商投資信息報告辦法》等配套法規、規章的制定和施行為契機，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有效提升外資促進和保護力度，進一步改善和優化營商環境。應當在2019年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和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基礎上，抓緊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和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使更多領域的外商投資能夠享受稅收等有關優惠政策，保持和增強我國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

　　二是如期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并爭取盡快啟動第二階段談判，盡力實現美國對華產品加征關稅的進一步退坡，改善國際經貿環境。

　　三是積極推進加入《政府采購協定》和中歐投資協定的談判工作。我國于2007年提出加入世貿組織《政府采購協定》的申請，并于2019年10月提交了最新的第7份出價清單。如能順利加入《政府采購協定》，將有助于我國全面規范國內政府采購市場，穩步進入國外政府采購市場。考慮到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應當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爭取盡快與相關國家就加入出價達成一致。與此同時，2013年啟動的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于今年3月2日至6日進行了第27輪談判，雙方圍繞文本和清單展開談判，取得了積極進展。應當繼續積極推進談判，爭取早日取得突破。

　　四是大力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自2013年上海自貿試驗區成立以來，各地自貿試驗區的先行先試積累了大量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有力推動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擴大和深化。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就是一個突出例子。在此基礎上，中央又提出了對標國際最高水平、建設自由貿易港區的目標。應當以疫情防治為契機，加大開放力度，推動國際合作。

　　五是促進防疫物資出口，推動全球公共衛生合作。一方面，充分發揮產能優勢，開拓海外市場，促進和擴大防疫物資出口，并積極探索“火神山模式”、“方艙模式”這樣的融基建、人員、方案等軟硬件于一體的應急醫療應對模式的對外推廣；另一方面，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開展全球公共衛生合作，并以世界衛生組織及其《國際衛生條例》為基準，反對個別國家以公共衛生為由，對國際貿易、交通和旅行做出不合理、不成比例或者歧視性的限制。

　　加速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個別國家本就已經甚囂塵上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在此情形下，我國一方面要堅定捍衛全球化和多邊主義，在包括世貿組織在內的各種多邊場合堅定守護中國立場，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另一方面要盡快完成或啟動重要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工作，加速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大概率到來的全球經濟“寒冬”中達到“抱團取暖”的效果。

　　一是努力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如期簽署。RCEP是東盟加上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共計16個國家之間的自貿協定，如能達成并在全體締約國之間實現零關稅，所有締約方都將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其中，據測算中國GDP可望提升0.55%，出口總量提升3.15%。盡管印度臨陣退縮，但其余15國已于2019年11月結束全部文本談判及實質上所有市場準入談判，并原則上承諾于2020年正式簽署協定。目前各方正按照既定工作計劃，有序推進法律文本審核等相關工作，以準備好供各國簽署的最終文本。我國應與其他國家一道，努力推動RCEP如期簽署。

　　二是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加大中國—海合會自貿協定談判力度，并積極推進與以色列、挪威、斯里蘭卡等的自貿協定談判以及與韓國、秘魯等的升級談判，加快構筑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繼續擴大自貿伙伴的“朋友圈”。

　　三是盡快啟動加入《全面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談判。CP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后者是奧巴馬時期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一部分，其抗衡和遏制中國的色彩相當濃厚。但同時也應承認，TPP在很大程度上的確代表了自由貿易的發展趨勢，也符合我國推進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內在需求。除實施層面的零星調整外，CPTPP基本沿襲了TPP文本，因此上述判斷也適用于CPTPP。近年來，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在相關領域的法律規定和規則承諾與CPTPP的要求日益接近，加入條件趨于成熟；而美國退出TPP和疫情以來中日關系的顯著回暖，則為中國加入以日本為主導的CPTPP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應當抓住這一戰略機遇，盡快啟動加入CPTPP的談判，為中國經濟發展爭取更加良好的外部環境，贏得更加充足的規則空間。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國際法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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