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如何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增強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關鍵任務。為此，本刊特邀請專家圍繞如何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一主題，從追求高質量經濟活動、實現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這三個視角，對高質量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展開探討。

　　高質量經濟活動及其作用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衡量經濟發展好壞，不是速度高一點，形勢就“好得很”，也不是速度下來一點，形勢就“糟得很”，而是要看有沒有質量和效益，就是投資有回報、產品有市場、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環境有改善，這才是我們要的發展。投資有回報、產品有市場、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的本質，是指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率提高、實際工資提高從而需求提高，以及利潤提高從而投資和積累提高之間的良性循環。其循環機理是：因生產率提高而帶來實際工資的提高，實際工資的提高帶來了更大的需求和更高的儲蓄，同時也推動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為隨著實際工資的提高，資本會更傾向于替代勞動，加大設備投資以圖提高產出—資本比，而實際工資提高帶來的更大的需求又有助于產品銷售和利潤實現，從而有利于積累的實現和更高的投資，這又進一步推動生產率的提高，在這一累積因果循環的過程中，國家產業競爭力和國民實際收入水平都得以逐步提高。

　　存在這種良性循環機制的經濟活動，被稱為高質量活動（High quality activity）。一個國家走向富裕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選擇了特定的高質量經濟活動。經濟增長具有活動特定性（activity specific），特定的高質量經濟活動具有更高的生產率、更強的產業帶動效應、更高的分工水平、更快的技術創新速度和更寬廣的創新范圍，不僅可以帶動相關的產業發展，而且可以通過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最終實現全社會范圍內生產率、資本積累和實際工資水平三者的共同增長。

　　衡量高質量經濟活動的關鍵標準，首先就在于這種經濟活動是否具有生產率增長的空間。如果某類經濟活動具有更大的生產率增長空間，那么在生產率從低到高的進步過程中，將產生廣泛的產業帶動效應以及知識和能力的積累。其次在于此類經濟活動能在多大的范圍內、多大程度上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率增長，是否具有更大的外溢性。這種外溢效應，不僅直接影響高質量經濟活動所涉及的上下游企業，而且通過更高的工資和更高的需求，也會對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產生很強的工資帶動效應，從而實現更大范圍的實際工資增長。最后，也最為關鍵的是，高質量經濟活動是包容性的，企業家和投資者、從業人員和政府部門，都將從這種高質量經濟活動中獲益，缺乏任何一種收益的支持，這種良性循環都將會被打破。

　　高質量經濟活動具有特定性

　　隨著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遷和國際分工體系、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的發展，以及國家和地區規模、結構的差異，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內涵也隨之發生變化。即，高質量經濟活動具有明顯的特定性。

　　首先，高質量經濟活動的規模和結構具有特定性。高質量經濟活動不是一種產業、一個行業、一個產品，而是一組可以協同發展的產業活動。單獨一個行業并不足以支撐起全社會范圍內的利潤、工資和生產率的協同增長，對大國、大的經濟體而言尤其如此。對于較小的經濟體而言，即使其國內缺乏足夠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無法在國內形成足夠的部門間市場，但憑借某一個或少量的部門甚至產品的競爭優勢，仍有可能帶動該經濟體實現國民實際工資的提升。

　　高質量經濟活動之所以對規模和結構有著特定要求，是因為：

　　第一，高質量經濟活動的結構對外溢效應和協同效應的廣度和深度有著重要的意義。啟動和維系良性循環的部門生產率進步空間大，但同時也需要相當廣泛的支持部門，才能形成范圍更大的外溢效應和更強的協同效應，這一過程的持久性和廣泛性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之間的匹配性，產品創新提供新的使用價值或新的生產資料，過程創新則直接提高生產率，如果一種產品創新能導致更多部門的過程創新，就會形成更為持久和更為廣泛的生產率改進，這就要求產品創新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如材料、動力、能源等；二是不同部門的過程創新或組織創新的通用性，一個領域里生產率較高的技術或組織形態，如果可以被用于多個領域并提高生產率，就可以產生更為廣泛、持久的生產率溢出，如流水線、平臺組織形態等。

　　第二，高質量經濟活動的規模對生產率和實際工資提升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生產率提升快的部門需要其他部門的“引致需求”拉動自身創新，同時也反過來對生產率提升慢的部門產生擴散，最終在更大范圍內起到提升生產率的作用。另一方面，實際工資的提升也依賴于高質量經濟活動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勞動生產率進步快的部門的從業者往往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彈性，也更有能力消費勞動生產率較低、進步較慢的部門的產品和服務，從而讓這些部門的從業者的收入增加。這就需要生產率進步快的部門具有相當的規模，才能實現“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的效應。簡言之，生產率—利潤—工資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的強度和持續程度，取決于高質量經濟活動所占有的份額。如果高質量經濟活動不足以通過產業協同和技術外溢效應帶來普遍的生產率改進和實際工資提升，那么這種高質量經濟活動的規模和結構就都有待優化和改進。

　　其次，高質量經濟活動具有歷史特定性。工業革命以來，每一次技術浪潮都對應著不同的技術—經濟范式，全球分工體系和貿易體系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技術條件和制度條件的不同，決定了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高質量經濟活動選擇和不同的成功之路。無視這種特定性，照搬照抄曾經成功的高質量經濟活動，無疑是行不通的。例如，在全球價值鏈興起之前，產品間分工和產品間貿易是全球生產體系和貿易體系的主要特征，通過實施逆向工程，在關鍵產品生產上取得競爭優勢，就可以捕捉住高質量經濟活動；但隨著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猛發展，模塊化生產和產品內分工成為國際分工體系的主要特征，國際貿易中的中間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占比日益提高，這在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門檻的同時，也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價值鏈攀升的難度。此種變化下，不能只根據產品去模仿成功國家之前的高質量經濟活動，必須通過價值鏈的提升來推進高質量經濟活動。

　　如何推進高質量經濟活動的發展

　　實現高質量經濟活動絕非易事，它需要技術進步的有力支持，更需要長期有效的制度保障。

　　一是需要堅持以生產性活動為主導。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培育、發展和持續本身，是一個經濟意義上，同時也是社會意義上的創造性破壞和破壞性創造并存的過程。舊經濟結構下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尋租和投機等非生產性活動的干擾，都會阻礙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培育和發展。在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資本既不會刻意追求共享性和包容性的增長，也不會主動尋求實際工資的提升。資本的動機只取決于利潤預期，如果存在更高的投機利潤，生產性資本也會脫離對生產性活動的再投資，從而使高質量經濟活動的良性循環中斷。歷史地看，無論是工業化的先行國家，還是成功的后發趕超國家，打破利益集團的阻滯，引導社會資源趨向生產性和創造性活動，是這些國家能夠在經濟上獲取成功的重要原因。

　　能否始終保持社會趨向于生產性活動，避免非生產性活動主導社會經濟發展，也是對國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驗。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國家是啟動、推進和維系高質量經濟活動的關鍵力量所在，不僅是推動者和組織者，也是打破利益集團阻礙、引導和保障社會資源導向高質量生產性活動的積極行動者。為了保障高質量經濟活動的持續性，國家尤其需要謹防低質量經濟活動，尤其是非生產性活動的受益者綁架政策決策，使國家脫離高質量經濟活動的軌道。

　　二是需要促進帶動效應強、協同程度深的產業的發展。工業革命以來每一次技術浪潮都不是普惠式的，成功抓住技術紅利的國家往往是少數。這不僅在于這些國家的各種制度體系的激勵、引導和培育功能，也在于抓住了正確的行業、產品和技術窗口。當前，以智能制造、納米技術和生物科技等高新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意味著技術—經濟范式的切換，為后發國家抓住高質量經濟活動、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機會窗口。因為在一種新的技術長波啟動之初，先進國家和落后國家基本處在同一起跑線，由于對傳統技術—經濟范式的路徑依賴弱于發達國家，后發國家在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出現初期反而具有后發優勢。

　　從歷次技術長波的歷史觀察，在一個新的技術長波進入導入期之后，一國能否成功地保持新技術長波中的領先地位或實現趕超，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能否在關鍵投入也即動力部門中取得領先地位；二是能否快速地讓動力部門、主導部門和引致部門之間形成利潤和生產率提升的正反饋。這兩者既取決于技術能力（知識積累），也取決于生產能力（規模經濟）和生產體系的多樣化程度（網絡經濟）。盡管中國目前存在著核心技術不足、基礎科研薄弱等不利因素，但應看到我們有全產業鏈之間的產業協同和龐大的國內市場，這意味著產業協同的“需求引致創新”潛力極為巨大，而強大的工程能力和全產業鏈工業體系也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競爭提供了有力支持。龐大市場形成的規模經濟和產業部門多樣性形成的網絡經濟，為中國抓住新技術革命機遇提供了有利條件。龐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單位成本的降低，使新技術更容易得到市場回報，進而激勵企業投入研發；產業部門多樣化則有助于形成新技術—經濟范式下的技術耦合和互補效應，促進新技術的擴散與新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

　　結 語

　　高質量經濟活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保障。而高質量經濟活動所具有的特定性，對我們選擇高質量經濟活動，抓住和突破重點，促進以創新、綠色、協同、開放、共享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也更復雜的要求。系統性地、前瞻性地審視產業布局，發現結構性缺陷并進行針對性調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促進和保障高質量經濟活動從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在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國家的作用極為重要：一方面，需要依托強大的國家能力打破利益集團阻礙，引導社會資源導向高質量生產性活動；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并充分發揮國家創新體系的作用，利用現有的工程能力、市場規模和產業鏈優勢，促進產業協同和技術升級，進而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版權聲明：凡注明“來源：中國西藏網”或“中國西藏網文”的所有作品，版權歸高原（北京）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任何媒體轉載、摘編、引用，須注明來源中國西藏網和署著作者名，否則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