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浩（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東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主任）

經濟全球化時代，倫理道德和倫理學理論如何走出“現代性碎片”？一言概之，守望“精神”，回歸“精神哲學”，建立“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在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回歸及其“形態”建構中，個體“成為一個人，并尊敬他人為人”。

何種現代覺悟？“倫理—道德”覺悟！

20世紀是倫理覺悟的時代。20世紀20年代，有專家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20世紀50年代，英國哲學家羅素發現：“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第一次達到了這樣一個時代：人類種族的綿亙已經開始取決于人類能夠學到的為倫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歷史境遇，同一個覺悟：“倫理覺悟”。這種“倫理覺悟”與“道德覺悟”“有組織的激情”歷史地相對應，“最后覺悟”“人類種族的綿亙”，無不宣示倫理覺悟的終極意義。

時至今日，“倫理覺悟”是否依然是“最后覺悟”？今天我們所需要的覺悟，到底是“倫理覺悟”，“道德覺悟”，還是“倫理—道德覺悟”？

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人類世界已經滄海桑田，然而“倫理覺悟”不僅依然是精神世界的主題，而且是生活世界的難題，只是在不同歷史境遇下切換了文明的問題式。在中國，它以倫理—道德悖論的方式在場；在西方，它以倫理認同與道德自由的矛盾突現。中國社會當下也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倫理的實體與不道德的個體”的倫理—道德悖論，成為美國基督教神學家尼布爾所揭示的“道德的人—不道德的社會”的西方悖論的反繹。作為精神構造和生活世界中倫理—道德矛盾的理論表現，先是在西方，正義論與德性論的論戰烽火再起，繼而借助經濟全球化颶風，它們“被移植”為“中國問題”，并一度呈燎原之勢，倫理正日益成為生活世界的課題，由此也催生以公平正義為訴求的“倫理覺悟”。

然而，如果將“倫理覺悟”僅僅歸之于倫理，那無異于是對生活世界的誤讀和對精神世界的誤導。“倫理覺悟”既詮釋了倫理之于道德的優先地位，更演繹了倫理與道德不可分離的精神同一性。行進至21世紀，人類文明的重大覺悟，既不是“倫理覺悟”，也不是“道德覺悟”，而是“倫理—道德覺悟”。正義論與德性論之爭，在精神哲學意義上是倫理與道德之爭，離開精神的家園和精神哲學的理論體系，它可能就是一場難有結果的論爭，因為它從開始便陷入社會倫理與個體道德的精神糾結，陷入社會至善與個體至善相互期待然而卻永遠難以相互滿足的價值圍城。擺脫糾結，必須在精神哲學中還原倫理—道德的辯證生態，建立倫理道德及其倫理學理論的“形態觀”。

倫理學，道德哲學，還是精神哲學

當今關于倫理道德的理論似乎難以找到一個共同話語，至少存在三種可能的表達：倫理學，道德哲學，精神哲學。倫理學的話語重心在“倫理”，但以“道德”為研究對象。名之“倫理”卻以“道德”為對象，這種理論和體系從一開始便存在內在概念矛盾。或許，將以“道德”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名之為“倫理學”，本來就是一種中國傳統和中國文化基因，是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中國倫理型文化傳統的哲學演繹。“道德哲學”的話語重心在“道德”，它將“道德”歸之于哲學并在哲學的層面進行討論，以此涵蓋道德與倫理。然而仔細考察便發現，“道德哲學”也許是一個西方傳統或西方文化偏好，就像“倫理學”是中國傳統和中國文化偏好一樣。亞里士多德的《尼可馬科倫理學》雖名之為“倫理”之“學”，但開篇便區分“倫理的德性”與“理智的德性”，并且以后者貶抑前者。在日后拉丁化的過程中，古希臘的“倫理”向古羅馬的“道德”形變，至康德，一種“道德哲學”的傳統最后完成，這種道德哲學“完全限于道德這一概念，致使倫理的觀點完全不能成立，并且甚至把它公然取消，加以凌辱。”

西方哲學將倫理與道德重新回歸于一體只是在黑格爾體系中才完成。黑格爾在“精神哲學”的框架體系中討論倫理與道德，將它們作為人的精神發展的不同環節和不同形態。“精神哲學”可以揚棄“倫理學”和“道德哲學”中對倫理與道德的偏頗，在精神的辯證發展中考察倫理與道德的關系并使之成為一個哲學體系，但在黑格爾體系中，它們只是精神哲學體系中“客觀精神”的環節，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還有“主觀精神”“絕對精神”兩個構造。不過，正因為存在倫理與道德、倫理學與道德哲學的糾結，才需要精神哲學。也許，“精神哲學”并不是化解倫理與道德、倫理學與道德哲學糾結的最佳方案，但它確實是迄今發現的最具可能性的方案。一個反證是：現代西方哲學故意冷落黑格爾，結果陷入倫理認同與道德自由難以自拔的矛盾。

倫理道德的三種精神哲學形態

精神哲學體系中的倫理道德發展邏輯與歷史地經過三個階段并呈現為三種形態：倫理形態，道德形態，倫理—道德形態。

倫理形態是實體形態，其要義是“居倫由理”。在中國文化中，“倫”即實體，也是人的精神的家園。“倫”作為“實體”的要義，不僅是人的公共本質或所謂共體，而且是由對公共本質的認同所建構的諸現實形態如家庭和民族，真正的“倫”的實體必須甚至只能通過“精神”才能建構。正如黑格爾所說，只有當它們作為精神或具有精神的本性時才是“倫理的”。對“倫”的認同便是所謂“理”，“理”是“倫”的規律。“倫理”二字表征“倫理”之“理”不是西方式的理性之“理”，而是甚至只是“倫”之“理”。“倫理”的基礎是“居倫”，即守望“倫”的家園，“倫”是一切“理”的根源、神圣性和合法性之所在，這便是所謂“居倫由理”。

道德形態是主體形態，其要義是“明道成德”。“道—德”關系與“倫—理”關系不同，“倫”是實體，而“道”是本體；“理”是“倫”的實體性規律，而“德”則是“道”的多樣性呈現。“德也者，得也。”“得”什么？得“道”，所謂“內得于己，外施于人”。“德”的本質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即“精神”。王陽明認為德性即良知，“良知”即精神；黑格爾說，思維與意志只是精神的兩種不同形態，意志只是沖動形態的那種思維。中西方哲學殊途同歸：道德的本性就是“精神”。

倫理與道德、倫理形態與道德形態，只是人的精神發展和倫理學理論的兩種抽象環節和抽象形態，倫理道德的現實形態是“倫理—道德形態”。倫理是實體，道德是主體，倫理與道德、倫理形態與道德形態的辯證互動，建構人的精神的有機生態，締造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現實合理性。“倫理—道德形態”是“倫—理—道—德—得”五位一體、辯證發展的過程，也是倫理精神與道德精神的辯證互動過程，最終表現為實體與主體、倫理認同與道德自由的辯證統一。

中國形態與中國貢獻

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既是人的精神發展的種種形態，也是人的精神世界或人類精神文明的種種形態，還是倫理學理論的種種形態。

由于倫理與道德的雙重結構，倫理—道德一體所形成的精神哲學形態便邏輯與歷史地內在兩種可能路向：或倫理優先，或道德優先。黑格爾的精神哲學體系性呈現了這種糾結：在《精神現象學》中，倫理是精神的家園，道德是精神的歸宿；在《法哲學原理》中，道德是主觀形態的意志自由，倫理是客觀形態的意志自由。然而，無論家園意義還是客觀形態，都隱喻了倫理之于道德的某種優先地位。不過，正由于這種糾結，無論體系的完成，還是精神世界的建構，都需要作為絕對精神重要元素的宗教的參與。

倫理道德的中國精神哲學形態是什么？就是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形態。軸心時代，《論語》與《道德經》同時誕生，已經隱喻倫理道德一體的中國文化基因；而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的主流與正宗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因為它建構并不斷完善了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形態，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就是倫理道德的中國精神哲學形態的經典表達。“禮”是倫理，“仁”是道德，以“復禮”釋“仁”，表明倫理之于道德在一體互動中的優先地位。日后中國精神哲學發展中的“五倫四德”“三綱五常”“天理人欲”，都是這種精神哲學基因的不同歷史形態。

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既是精神哲學的中國形態，也是中國貢獻。中國文化之為倫理型文化，倫理型中國文化之所以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上與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平分秋色，挺拔于世界文明之林，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它締造并且與時俱進地推進了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形態，它既是中國形態，也是中國文明對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與宗教型文化相比，中國文化的根本特點不是“無宗教”，事實上中國有本土的道教，也有引進并得到充分發展的佛教，中國文明之所以沒有走向宗教的道路，是因為“不宗教”，“不宗教”的根本原因是“有倫理”。“有倫理，不宗教”是中國文明的規律，也是中國文明的氣派。經濟全球化時代，倫理道德的“形態觀”，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的建構，既是收拾現代性碎片，重建人的精神世界的整體性，也是拒絕文化帝國主義、捍衛文明多樣性的不可或缺的哲學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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