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美國民主承諾“四大支柱”似都已坍塌

　　長期以來，美國民主一直承諾做到四點：共享繁榮，讓公民有發言權，以專業知識驅動治理，以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但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民主承諾的四大支柱似乎都已坍塌。

　　民主黨人曾警告，唐納德·特朗普對美國體制構成嚴重威脅，但美國選民幾乎不為所動。這本不應讓人感到意外。在2024年1月的蓋洛普民調中，僅有28%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對“美國民主的運作方式”感到滿意，這一比例創下歷史新低。

　　民主承諾無法兌現

　　長期以來，美國民主一直承諾做到四點：共享繁榮，讓公民有發言權，以專業知識驅動治理，以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但與其他富裕國家（甚至中等收入國家）的民主一樣，美國民主也未能實現這些愿望。

　　情況并非總是如此。在二戰后的30年里，民主帶來了好處，尤其是共同繁榮。所有人口群體（經通脹調整后）的實際工資迅速增長，不平等現象有所減少。但這一趨勢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戛然而止。自那之后，不平等現象激增，沒有大學學歷的工人工資幾乎沒有增長。約一半的美國勞動力眼睜睜地看著另一半人的收入飆升。

　　盡管過去十年情況有所好轉，但新冠疫情引發的通貨膨脹激增給工薪家庭、尤其是城市工薪家庭造成巨大損失，這就是為什么這么多美國人將經濟狀況而不是民主列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2023年12月23日在美國紐約拍攝的無家可歸者（郭克 攝）

　　在過去40年里，剝奪選民權利已成為一個更加普遍的問題。正如社會學家阿利·拉塞爾·霍克希爾德所說，許多美國人，尤其是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生活在中西部和南部的美國人，開始覺得他們是“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

　　更糟糕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從工人階級政黨變成了一個由科技企業家、銀行家、專業人士等組成的聯盟，他們與工人階級幾乎沒有共同的優先事項。在過去四年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和媒體生態系統不斷強調身份認同問題，進一步疏遠了許多選民。

　　如果這僅僅是技術官僚和知識精英在設定議程，那么人們也許還能安慰自己說，至少專家們在發揮作用。但至少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專業知識驅動治理的承諾就變得空洞無物。正是專家們設計了金融體系，聲稱是為了公共利益。但這不僅被證明不是真的，而且政治家和監管者急于拯救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卻對數百萬失去家園和生計的美國人無動于衷。

　　公共服務效率低下

　　公眾對專業知識的不信任與日俱增，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封鎖和疫苗等問題成了檢驗科學信仰的試金石。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因在主流媒體上被禁言，被迫轉向受眾迅速增長的其他媒體。

　　這讓我們想到美國民主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承諾。在某些方面，民主制度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從19世紀開始，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頒布法律，以確保公共服務領域任人唯賢的選拔機制并遏制腐敗，隨后又制定法規，保護公眾免受從汽車到藥品等新產品帶來的風險。

　　然而，隨著規章制度和安全程序成倍增加，公共服務的效率越來越低。例如，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由于新的安全法規和程序的引入，美國每英里高速公路的政府支出增加了兩倍多。建筑業生產率的類似下降也要歸咎于繁瑣的土地使用法規。不僅成本增加了，那些旨在確保安全、透明、順應民意的程序還導致各種基礎設施項目長期拖延，其他公共服務（例如教育）的質量有所下降。

　　總而言之，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民主承諾的四大支柱似乎都已坍塌。但這并不意味著，現在美國人傾向于另一種政治安排。美國人仍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并承認民主特質是他們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

　　好消息是，民主可以重建并變得更加穩固。這一過程必須從關注共同繁榮和公民發言權入手，這意味著要減少巨額資金在政治中的作用。同樣，雖然民主離不開技術官僚的專業知識，但無疑可以減少專業知識的政治化色彩。政府專家應來自更廣泛的社會背景，如果能在地方政府層面安排更多專家，也能有所助益。

　　當然，在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治下，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作為對美國民主的明顯威脅，他將在未來四年內侵蝕許多關鍵的制度規范。

　　本文由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12月3日發表，原題為《美國民主的衰落與復興》，作者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杰姆奧盧。

　　來源 | 參考消息智庫

　　審核 | 陳鵬

　　編輯 | 許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