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學的血液中流淌著紅色基因、肩負著光榮使命，成長的每個關鍵階段都得到了黨和國家的特別重視與特殊關懷。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延安民族學院。延安民族學院的若干負責人擔任了學校的籌備和領導工作。中央民族大學的師生中有56個民族，藏族是其中之一。

　　黨中央、毛主席根據革命形勢的需要建立了延安民族學院。毛主席在當時提出，“要培養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這是給延安民族學院提出的基本任務。建立延安民族學院，是當時革命任務和中華民族解放的需要。中央認為，如果沒有少數民族的成長，沒有少數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的解放，所以才要建立延安民族學院。少數民族的解放必須要培養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領導少數民族群眾，謀求自身的解放，使少數民族革命成中華民族革命的一部分，這是當時建立延安民族學院的背景。追根溯源，有材料認為延安民族學院是在延安“中央黨校少數民族班”“陜北公學民族部”“抗日軍政大學民族班”等的基礎上建立的。

　　埃德加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到，紅軍經過藏區時，找了不少向導、翻譯，并與他們交上了朋友。后來，他們中許多人繼續參加長征。延安的藏族戰士，基本上是在長征中參加紅軍的。

　　著名藏族作家、學者降邊嘉措先生多年追訪老紅軍，寫成了《紅軍走過的地方》等著述。在他的筆下，對當年的情況有著生動的書寫：

圖為降邊嘉措先生著作封面 圖片由喜饒尼瑪提供

　　當時，延安辦起了中央黨校“少數民族班”。來自馬爾康的桑吉悅希成為該班學員,并擔任班長。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經常到黨校來講課,每周基本上有一位中央首長來做報告。

　　有一次,毛主席到黨校講課。校領導介紹說桑吉悅希是班長。毛主席見他顯得很緊張，便笑著說:“別緊張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答復后,毛主席又問:“桑吉悅希是什么意思?聽說藏族的名字很有講究。”

　　桑吉悅希有點害羞,撓著后腦勺說:“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悅希是寶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給取的。”毛主席一聽,樂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寶貝的!”然后對大家說道:“你們大家都是黨和紅軍的寶貴財富。”那天，毛主席興致很高,想了想,對桑吉悅希說:“長征時我到過你的家鄉,那里的藏族百姓對長征的勝利是有貢獻的。漢族有句古話,叫物華天寶,和你那個‘桑吉’差不多。我給你取個名字,就叫天寶吧!”

　　“好!”毛主席話音剛落,在場的各族學員一起鼓掌。于是，“天寶”這個名字頓時在中央黨校和延安傳開了。從此,這個吉祥的名字就伴隨了天寶一生。

　　老紅軍扎喜旺徐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我不想去中央黨校“少數民族班”學習，因為感覺自己歲數大，腦子又笨，學不會。沒辦法，這事讓賀龍同志知道了，親自找扎喜旺徐談話，裝作生氣的樣子說：“你這個人，真有點不講理啊！組織上關心你，培養你，派你去學習，你不去，聽說還鬧情緒，問為什么讓你一個人去？”賀龍說：“中央關心少數民族干部，專門辦‘少數民族班’，我想去行嗎？我賀龍還沒有這個資格呢！”

　　賀龍親切地說：中央決定舉辦“少數民族班”，這是個重大決策。黨中央、毛主席高瞻遠矚，從全局著想，下大力氣培養少數民族干部，這不但是當前斗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為今后長遠的目標著想。等將來打敗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國解放了，建設少數民族地區，還要依靠你們這些少數民族干部。

　　賀龍對扎喜旺徐說：作為一個革命戰士，要有遠大理想，要有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決心。首先要學好文化知識，提高政治覺悟。

　　賀龍語重心長的一席話，使扎喜旺徐豁然開朗，深受教育。盡管歲月在流逝，但每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扎喜旺徐總是非常激動。扎喜旺徐常用賀龍同志對他的教導，來教育子女，教育年輕的一代。這件事，他曾多次和降邊嘉措先生談起。

　　據扎喜旺徐回憶：在延安中央黨校，董必武、謝覺哉、成仿吾三位革命前輩親自來迎接我們，對我們十分關心。董老詳細詢問了每個人的情況。學校為我們安排好住處。藏族有天寶（桑吉悅希）、郭銳、楊東生（協饒頓珠）、孟泰（凈多 孟特爾）、羅德干、賀土司、王壽才（仁欽多吉），加上扎喜旺徐，一共8個人。他還記得當時蒙古族有祁海天等8人，彝族有潘占云等9人，回族有馬占奎等20余人。各民族青年，歡聚一起，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

　　1941年9月，延安民族學院建立。毛主席為學院題詞“團結”二字。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所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學校。前后8年，培養了數百名少數民族干部，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重要貢獻。

　　圖為參加紅軍的部分藏族戰士到達陜北后的合影，左起：孟特爾、天寶、楊東生、扎喜旺徐、沙納 埃德加 斯諾攝

　　從那時起，扎喜旺徐等人就在我們黨的民族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李維漢、烏蘭夫等同志的直接領導、親切教導下學習和工作，不斷成長進步。干部學員都不忘初心，正如校歌所倡導的：

　　我們是各民族的優秀子孫，

　　我們是中國真正的主人。

　　漢、滿、蒙、回、藏、苗、彝，

　　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今天是各民族學習的伙伴，

　　明天是革命中戰斗的先鋒。

　　同志們，讓我們攜起手來，

　　高舉民族革命的旗幟，

　　邁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團結的新中國。

　　延安的物質生活非常艱苦。但黨中央對少數民族學員的生活卻格外關照。每人每月可多發10斤白面，每人每年加發一套單衣、一套棉衣。每逢民族節日，還按風俗慶祝。后方物資緊缺，前方軍情緊急。抗戰前線急需大量補充戰士。黨中央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精兵簡政，邊區政府人員精減近35%。然而，黨中央卻把民族學院的少數民族學員全部留在延安，盡可能創造條件，讓他們安心學習。中央認為，經過長征留下來的這批少數民族干部，是寶貴財富，是少數民族地區革命的火種。那時，民族學院學制是6年，也可根據革命工作需要，提前畢業。這一方面是對他們的培養，同時也是對他們的保護。

　　1945年，延安民族學院遷入內蒙古城川。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主席再次提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根據這個指示，我們國家先后建立了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等民族院校。后來，延安民族學院的藏族學員中不少人擔任過西藏、青海、四川等地的省部級干部。（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主要參考文獻：降邊嘉措：《紅軍走過的地方》、降邊嘉措：藏族老紅軍戰士扎喜旺徐 《中國民族》 2003年12期、《延安大學史》、埃德加 斯諾.《西行漫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