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口述實錄丨“組團”去邊疆——北京市組團式援藏醫療工作

　　口述人：任軼，1978年出生，北京豐臺人，北京口腔醫院黨委委員、副院長。曾任北京積水潭醫院辦公室主任、北京組團式援藏醫療隊隊長，掛職西藏自治區拉薩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院長。2021年獲“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

　　訪談組：王道勇 宋潔 王晶

　　日期：2025年1月8日

　　地點：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18號學員樓

　　組團式幫扶

　　我以前一直在北京積水潭醫院工作，是醫院辦公室主任。作為管理干部，我在拉薩市人民醫院做了一年的副院長、兩年的院長。回到北京后，我轉到北京口腔醫院任副院長。北京對口援助西藏的時間很長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根據國家東西部協作機制的要求，北京市對口支援拉薩市及其下轄的城關區、堆龍德慶縣、當雄縣、尼木縣，當時的援藏干部做了很多貢獻，對當地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應當承認的是，這種幫扶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當時拉薩市人民醫院已經有300多張床位了，醫務人員大概也有數百人，實際上規模并不小了。但是，拉薩當地的同事跟我們說，在組團式醫療援藏之前，他們基本上到下午就溜了，當地特別流行打麻將，一些醫務人員下午就去打麻將了，為什么？因為沒有病人，下午沒事干。當時確實也沒什么病人，因為拉薩市人民醫院沒有名氣，當地老百姓都管它叫門診部，沒有治療水平、治療能力，只能開個藥也干不了什么事，病人不愿意來。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國進行脫貧攻堅。2014年，中央組織部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建立組團式幫扶制度。主要是組織發達地區利用自己在教育、醫療、科技等方面的優勢，成建制地、分批次地、以年度為單位長期地派出大量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干部去貧困地區進行對口幫扶。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創舉。在2015年甚至在2017年之前，西藏7個地市在地市級層面沒有一家三甲綜合性醫院，當時西藏的醫療條件和醫療水平是很差的，僅有兩家三甲醫院，一家是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另一家是部隊的醫院，叫西藏軍區總醫院。這兩家醫院雖然是三甲醫院，但是跟內地三甲醫院的水平也有很大差距。西藏老百姓生了大病，有條件的到內地去治療，最近的是成都的華西醫院。

　　在2015年之前，我們積水潭醫院的專家也有去援藏的，但是那時都不是成建制，大概就是一年全北京市屬的醫療衛生系統選派三四名同志到西藏的各個地方工作，而且大部分去的是縣級醫院。這種零星的醫療援藏對當地醫療水平的提升有幫助，但比較有限，因為沒有一個系統的規劃。北京的專家去縣一級醫院很難發揮作用的，因為他們一直在北京的這種著名三甲醫院工作，到縣里后，他很難在一個沒有相應技術條件和助手的支持下發揮出專家的作用。可能國家看到了這一點，由中組部牽頭設立了組團式援藏醫療，這有一個什么好處？這就能形成有目標的、長期的規劃。因為醫療培養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一個短期的計劃是很難在短時間內提高當地醫療水平的。咱們專家走了，當地的醫療水平又會回到當初。所以，從頂層設計上開展組團式援藏醫療，我覺得是非常有前瞻性，而且非常扎實的一項工作。通過一個一個批次的派出，有既定目標、有要求地進行這種組團式援藏醫療，能培養一大批當地的醫務人員，使咱們內地三甲醫院的醫療技術留在了西藏。

　　那時候開始，全國各個省都規定了醫療援藏的具體目標。當時我們北京給拉薩市人民醫院設定的發展目標也很實際，第一個目標叫“創三甲”。既然西藏7個地級市一個三甲醫院都沒有，我們就把它先扶持到國家規定的三甲醫院的基本水平。拉薩城關區有一條北京路，拉薩市人民醫院坐落于北京東路1號，所以援助這家醫院，很有緣分。

　　2015年我們第一批組團式援藏醫療去的時候，拉薩市人民醫院是一個什么水平呢？全院200多人，副高以上職稱的醫生只有8個人！科室建設也非常不規范，大外科大內科也沒有細分成亞專科。醫療設備相對落后，也就是內地縣級醫院的硬件條件，沒有核磁設備，沒有辦法做心臟支架這種復雜的緊急治療手術。所以北京市就想用三年時間，把醫院提升到三級甲等綜合醫院的水平。當時主要幫扶的醫院是北京友誼醫院，當時友誼醫院最多的時候派出70多名同志在拉薩市人民醫院工作，當然都是短期的。這些人的主要任務是先從制度上進行規范，然后從醫療上進行規范。2017年，比目標提前了一年，拉薩市人民醫院就建成西藏地市級的第一家三級甲等綜合醫院。

　　“建三甲”到“強三甲”

　　“建三甲”是一個短平快的過程，實際上它只是基本達到三甲醫院的水平。所以組團式幫扶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建設“強三甲”，讓它成為名副其實的三甲醫院。我就是在第二個階段去的，2018——2021年在拉薩市人民醫院掛職副院長、院長。當時，國家提出了新的目標，就是以內地醫院的標準，三甲醫院要有一個“五大中心”的建設，這個“五大中心”主要是要提高重急癥治療水平，當地老百姓心腦血管發生危險的時候，醫院能夠及時地發現和救治，還能救治好。

　　在這個背景下，北京市就是一步一步地派人來幫扶，后來每期都派20名左右的專家到拉薩來，這就涵蓋了很多專業。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去強化科室的建設，我們就把醫院的亞專科建立得非常好。比如說，骨科獨立出來以后，在積水潭醫院這些年的培養下，已經可以做很多復雜的手術。以前沒有小兒骨科，小孩骨折了要么送到成都，要么只能去成人的骨科去治，孩子的骨頭正在發育，跟成人的不一樣，這就造成很多救治并不規范。現在，在西藏基本的小兒骨科的手術都可以完成，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醫院建成了一個心臟中心，由北京援藏資金支持買了DSA，這方面安貞醫院最厲害，在安貞醫院不斷地培養下，當地的醫生已經可以進行導管的檢查，甚至支架的安放，我走的那年已經可以做起搏器的安裝了。這個既方便了老百姓，對援藏干部也有好處。以前咱們援藏同志最大的危險就是去了以后不適應，有心肌梗死的風險。記得我們第九批剛去的時候，在日喀則還發生過類似的情況，一位援藏的醫生在第一周就犧牲了，檢查后發現是突發的心肌梗死。在沒有形成組團式援藏醫療之前，無論是援藏同志還是當地的同志，一旦得了心肌梗死，如果不太急的，最基礎的治療方式就是通過輸液來進行治療，急的往成都華西醫院送。當地只有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一家有相應的設備和相應的能力，但救治能力很一般，跟現在這種介入治療的水平比還是差很多，所以心肌梗死當時在西藏有點相當于絕癥，有不少同志因為這種病犧牲了，很多老百姓因為沒有得到及時救治就去世了。后來又通過三年的努力，拉薩市人民醫院得到了“五大中心”的認證，這個認證每一條標準都是硬性的。比如說，一個病人從進院一直到診斷心肌梗死，送到導管室開始做手術，每一個流程都有嚴格的時間限制，甚至要求醫院里的每一個電子計時器都必須是統一的，所以這里頭造不了假，也沒法造。搶救中心能夠做多復雜的心臟血管介入治療，都是有統一的要求和標準的。卒中中心是對腦血管突發疾病的治療，這個科目有嚴格的診斷時間和治療時間標準，達到就是達到了，達不到就是達不到！

　　再比如，建設西藏自治區危重孕產婦救治中心、危重新生兒救治中心。以前西藏是全國新生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最高的，這跟西藏的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有很大的關系，跟當地百姓的思想意識也有關系。原本他們有些人住得偏遠，當時沒有條件送到醫院來生產。另外，當地老百姓還有一種傳統意識，覺得生孩子要出很多的血，不是特別吉利的事。我記得在我們做宣傳之前，他們不少人家生孩子時，都是在家里的一個牛棚中挖出一個大坑，孕婦就在這個大坑里生，既沒有安全保障，也沒有衛生保障。所以西藏當時到院分娩率很低，當然新生兒的死亡率和孕產婦的死亡率就很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著手建這兩個中心。主要是從兩方面展開建設，一方面是政府通過補貼和宣傳，引導孕產婦到醫院生產，讓她們意識到生產是一個高風險的事情。另一方面，提升醫院的救治能力，醫生通過反復培訓，能夠應對高危的孕產婦。孕產期的高血壓、孕產婦的糖尿病，一些能預測的大出血，還有出現了栓塞以后的搶救，包括新生兒早產的，這些事情怎么應對，都是我們建設的重點。這兩個中心建成后，我們醫院救治過的最小的新生兒才700克，也就一斤多一點，我們是通過暖箱和藥物治療護理，把他一點一點養大的，非常不容易。通過精心的救治護理，現在這個孩子已經6歲，馬上要上小學了，很健康。另外，還有生下來1000克的、1200克的小孩，這個數量還不少，我們都給救回來了。孩子早產附帶的一些疾病，比如嚴重的新生兒肺炎、新生兒腦水腫都可以得到及時的救治，所以真正獲益的是老百姓。我覺得這幾年下來，整個西藏自治區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跟整個西藏的“五大中心”建設是有直接關系的。

　　留下一支帶不走的醫療隊

　　我們醫療工作者會關心每一位病人，但可能更關心的是一類疾病，因為能夠解決一類疾病，就能造福這一類病人。有的個例，通過大家的努力、后方的支援得到了救治，但是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怎么辦？所以我們希望這一類的問題，當地的醫生自己能夠整體地完成救治，這實際上是組團式幫扶中最有意義的事情。我們說要留下一支帶不走的醫療隊，也是從這方面來體現的。當時北京市給我們提的目標說大病不出藏，拉薩市人民醫院具備西部地區省會城市三甲醫院的平均水平，這是當時對“強三甲”第一階段的要求。后來看，我們都提前完成了這個任務。拉薩市人民醫院最好的“國考”成績是，在全國2000多家三甲綜合醫院評比中排到了800多名，是中等還偏上一點的水平。

　　成績的取得與當地醫護人員的成長有極大的關系。我們北京市搞的是“以院包科”，這是一個非常科學的設計。每家醫院都有它最擅長的領域，有眼科，有骨科，有心內科，有神經內科等等，就以它最擅長的專業去幫助拉薩市人民醫院的相應專科，沒有的建起來，建好的幫它強起來。2024年7月28日，北京最新一批19名醫療專家分別來自北京各大三甲醫院，包括北京婦產醫院的婦產科、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的兒科、北京安貞醫院的心內科、北京積水潭醫院的骨科，放眼望去，是成色十足的北京醫療“天團”。他們到西藏后，都是要帶徒弟的。一般的“結對”是1名北京來的醫生帶4名左右的當地醫生做徒弟，徒弟平均年齡30歲左右，都是科室的主治醫生。通過手術帶教、教學查房、學術活動，大家日常共同學習、共同提高。到2024年8月，北京市屬22家醫院共派出管理、臨床專家10個批次171名、190人次支援拉薩市人民醫院。援藏醫療團隊已經先后組織100多名援藏專家與本地394名優秀管理、醫務人員結成對子，開展“師帶徒”。

　　我們還讓拉薩的醫務人員到北京來學習。他們都是到各個醫院的“以院包科”的專業里去，讓最專業的老師帶教學習。在北京見到的病例跟在西藏見到的病例，在數量和難度上是明顯不太一樣，他們見得多、做得多，成長得就非常快。除了一部分護理人員外，拉薩市人民醫院的醫生基本上全員都來北京培訓過，最短的有一個月，最長的有一年。到現在為止，拉薩市人民醫院已經選派了230名醫生、護士和管理人員到北京來進修學習。遇到疑難雜癥，援藏醫療團隊也會通過5G遠程手術、遠程視頻等方式，與北京相關醫院和科室協作完成對患者的治療。

　　自組團式援藏實施以來，全北京醫院對拉薩市人民醫院的“以院包科”科室有11個，已經實現從“輸血供氧”到“造血制氧”。2023年，醫院可以治療的大病病種達到220種，221項新技術實現了本地人員獨立掌握并開展，“大病不出藏”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拉薩市人民醫院的中級職稱人員，從90名增加至現在的268名，高級職稱從8名增加到68名。從2015年到現在，當地醫生的專業水平得到了迅猛發展。他們也都非常自豪，因為以前看到很多的疾病自己卻沒有能力去治，作為一個醫生，從內心來講還是很失落的。我跟當地的藏族醫生一起聊天的時候，他們最感謝的就是組團式援藏，讓他們真的把自己的醫療水平提高到能滿足老百姓需求的水平，自己的工作雖然比以前要忙很多、累很多，但是心中滿滿的自豪感。作為一個醫生，有能力救治自己的病人，這種被人尊敬的感覺是非常珍貴的。

　　“愛膝行”和“光明行”

　　我再講一個組團式幫扶的事例。我記得，當時習近平總書記有一個指示，就是要把超高海拔地區的人群向相對低海拔地區遷移，因為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區實際上是不適合人類生存的，但以前很多牧民還是生活在海拔5000米以上，所以拉薩周邊地區有很多移民是從超高海拔地區搬遷下來的。他們搬下來之后，政府給了很多好條件，房子都是政府給的，孩子上學也解決了，但人都要向上發展的，想要掙錢，要過更好的生活，就需要男人們出去工作，或者給集體放牧，或者去企業打工。但是恰恰在這批搬下來的人中有很多人有比較重的疾病，尤其是關節病。因為長期生活在高海拔的嚴寒環境，他們的膝關節很早就有損傷。在拉薩市郊有一個移民新村，叫幸福新村，一聽名字就知道希望大家住在新的小區里能夠獲得幸福。但他們又給自己起了一個外號，叫“企鵝村”。為什么叫這個名字？因為村里很多女性的膝關節有病變，有些人雙側的膝關節都已經退化到不能打彎，走路時都是步伐很小，左右搖晃，特別像企鵝的那種步態。一個家庭中的婦女如果生活不能自理，她的愛人既要照顧妻子，又要照顧孩子，就沒法去打工。這就被疾病拖累了，這個家庭就沒法持續性脫貧，咱們那會兒叫因病返貧。

　　就這樣，我們醫院開展了一個“愛膝行”行動。這實際上就是針對當地大骨節病多，給老百姓的一個特殊救治活動。在國家開展藥品集采之前，人工關節的價格還是相當高昂的，換一個基本上在4萬元左右，一般家庭承擔起來很有壓力。通過咱們的組團式醫療援藏，我們專家就在拉薩市人民醫院給做關節置換，因為有安排專項的扶貧資金，可以免費給做關節置換。通過這個專項行動，我們就給一大批這樣的患者做了手術。另外，我們也培養當地的醫生掌握做這個手術的能力，現在當地的醫生自己做這種膝關節、髖關節的置換都沒有問題。

　　我們做“愛膝行”行動時，有一個比較典型的病例。她做第一個手術的時候正好40歲，用了兩年的時間換了關節，中間隔了一年，因為她得長期運動去適應，做完一條腿進行訓練后，再做另外一條腿。做完后大概用到第三年的時候，她的生活已經完全可以自理了。現在她可以送孩子上學，還可以幫助家里做一些家務。她家先生后來外出打工，家里的條件就越來越好。這個項目至今已經完成15例患者救治，救助資金達100余萬元，大部分是政府給的資金，也有一些社會組織捐贈的錢。每個老百姓獲益之后，都是非常感謝咱們共產黨，感謝來自北京的援藏專家。

　　除了“愛膝行”，北京組團式幫扶西藏還有許多其他的項目，譬如“光明行”行動。“光明行”就是針對白內障的一個治療。西藏地區因為紫外線太強，刺激眼睛，白內障病人非常多。因為視力不好，走路都費勁，他還怎么去做其他的事？怎么去脫貧？眼科是一個小科室，西藏本來就沒有人才，培養起來也很難。咱們北京市到各個基層政府的援藏同志在日常工作中收集這些得了白內障的人的基本信息，然后組織這些人一起到縣一級醫院去篩查，由我們北京專家拿著設備進行篩查，發現了就登記下來。然后由北京同仁醫院牽頭，各個醫院的眼科醫生進行短期援藏。醫生們就成建制地過來，我們就把這些病人都接到拉薩市人民醫院，統一在一個很短時間內做手術，一次就做好幾百人，做了以后效果非常好。還有一個是做唇腭裂的行動，當時也是北京援藏資金安排的，在當地就可以做。另外，先天性心臟病這個病比較厲害，為了更加安全，我們主要還是將孩子們集中起來，一起到北京做手術。孩子來北京時，我們醫院把陪著來的父母的交通費、住宿費、餐費等都包了，讓他們安心地把孩子的病給治好。

　　看病不再找喇嘛

　　大家都知道，在西藏，宗教的影響非常大。很多人生病后，不到醫院看病，實際上不是不相信醫院，而是在印象里應該先去喇嘛那里看，因為以前的藏醫是從佛教中來的，所以他們知道喇嘛會看病。但是現在的喇嘛對于藏醫知識的掌握，可能跟以前比也是有退化的，所以很多所謂看藏醫，就慢慢地演變成求簽了。喇嘛就通過這種求簽的方式幫他指明是不是要治療或者上哪個方向去治療，這個就沒有科學性了。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我們想了一種方式，送藥到寺廟、佛學院，給喇嘛們普及醫療知識，給他們進行健康體檢，治療疾病。那幾年我們基本上把拉薩市周邊重要寺廟都去了一個遍。重點是去西藏佛學院，這個是西藏官方辦的。西藏其他地區的一些小活佛，也都成班級、成建制地在那里學習。我發現送醫活動特別受歡迎。這些年輕人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平常沒有事情的時候，也不能隨便到普通人的生活圈子里來，大多數人是集中在一起學習經法修行，所以他們的健康知識缺乏的程度可能比普通的老百姓還要厲害。通過給他們義診、做檢查，簡單的問題當場解決，復雜的問題建議他們到醫院去解決，效果非常好。他們現在對政府辦的三級甲等醫院的服務水平、服務能力、信任程度有了一個顯著的提升。后來我們了解到，有很多的患者說他們去過寺里，喇嘛們說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建議他們到市人民醫院來治療。

　　當時我們最擔心的還有一件事，我們去了那么多的專家，帶去了最先進的治療理念和設備，但是很怕當地的醫務人員不愿意學習。后來發現他們很自覺，那會兒我們查房基本上能查到晚上8點，當地醫生護士都很自覺地加班，也沒人提過加班費的事。大家都像海綿一樣在不停地吸收營養水分，都在如饑似渴地學習，希望通過短時間的、高強度的、持續的幫扶，盡快提高自己的治療水平和管理水平。所以，在三年時間里我也被我的拉薩同事們感動了，我跟當地很多的藏族同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大家都非常珍惜這份感情，都想把這段感情永遠保持下去。

　　“高原紅”成了我們的標志

　　我們那批醫療隊趕上了新冠疫情。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疫情剛剛出現苗頭的時候，西藏很緊張。因為西藏的傳染病救治能力、救治水平很一般，生活生產物資是完全靠內地來支撐的。但是僅拉薩市就有5000個學生是在武漢學習，雖然都趕在武漢封城之前回來了，但是從武漢回來的學生已經開始出現發燒的情況。當時拉薩市人民醫院連一個發熱門診、一個隔離病房都沒有，所以我們就要組建標準的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西藏主要的勞動力來自四川、甘肅等周邊的幾個省，當時正好趕上春節，很多人都回家過年了，而且當時又特別冷，在室外工作，工人也不愿意來。來的好多工人都凍得跑掉了，后來病房的那些電纜架設都是我們援藏同志們自己完成的，真是挺不容易的。拉薩的地方政府也真是擔了責任，大家齊心協力，最后用了4天3夜的時間就建好了拉薩第一個標準的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武漢當時有火神山、雷神山，我們說我們建了一個“拉神山”。

　　在組團式幫扶期間，有很多感人的故事。2019年底，有一些醫療專家在休假中。但是疫情一發生，所有的醫務人員從正月初五到初八分批次全部回到拉薩。我們一位醫生的父親去世了，他是連父親的頭七都沒過完就回來了。另外還有一個同事的父親查出癌癥，都顧不上管，都交給家里了。我們的主力軍都是三四十歲正當年的醫生，上有老下有小，父母七八十歲了得有人照顧，孩子都在上學，甚至有的孩子剛出生，來援藏了，他們的家庭付出很多，非常不容易。援藏醫生中有割闌尾的，有安支架的，有患上高原性高血壓的，還有很多人最后都有痛風。高原地區雖然海拔高，有很好的紫外線照射，但就是干燥，人不出汗，代謝性疾病就比較多。后來北京市政府覺得咱們得保護援藏同志，得給在高原上工作的同志們一個健康的保證，所以投入了很大的資金，在青海的玉樹、西藏的拉薩、北京的小湯山建了幾個中心。小湯山這邊建了一個非常完善的高原適應中心，也完善了相應的檢查，于是就形成了現在援藏同志們的體檢標準。我們有一批上來的醫生有2個人是超齡的，這2個人都是正主任醫師，是正教授，他們是懷著對西藏的情懷來援助的。當時在小湯山體檢的時候，因為時間比較倉促，等到拉薩工作了10多天后，小湯山醫院的人給我們打電話，說我們這批人中發現有3位同志不太適合長期在高原工作。我就跟組織匯報，也跟這3個人溝通，但這3位同志都不愿意回去，一定要完成自己的援藏任務，他們都表示在西藏期間聽從組織安排，都保證絕不進行會加大潛在風險的活動。最后他們都堅持下來了，結果也都挺好。我在拉薩待了3年，也得了高原性高血壓。我一直沒有高血壓，到那兒工作后，有一天走得急了，突然頭暈，忽忽悠悠的，我說怎么了？測了一下血壓，發現低壓130、高壓180，高血壓三期了。在高原，得高血壓還是比較危險的，主要是腦血管受不了，后來我也積極治療，高原性高血壓比較頑固，治療起來比較慢，堅持吃了4年的藥，現在再監測，血壓還好。其實我算比較幸運的了，不少同事在拉薩工作時間長了，心臟也變大了，會出現瓣膜反流，那個恢復起來更慢。

　　最后，我想說的是，脫貧攻堅取得成功，關鍵是靠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我們北京市是花了大力氣全心全意地進行組團式幫扶的。我查到一個官方的數據，在“十二五”期間，北京市在拉薩市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上投了1.3億元，搞了6個重大衛生援建項目。“十三五”期間，北京市又安排了近2億元資金支持拉薩市醫療衛生發展，僅2016年就投入5500萬元用于拉薩市人民醫院的軟硬件建設。“十四五”期間，北京市繼續深化對拉薩市人民醫院的援助，重點推進住院部功能提升和改造項目。現在，拉薩市人民醫院中心院區住院部已經啟用3年了，光床位就有1500張。我們每一名參加組團式援藏的同志都只是一顆小石子，但我們也是這個大事業的重要參與人和見證人。親歷援助給我們的人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其中給我留下的最大印記就是我的臉，現在弄成了“高原紅”。這個“高原紅”是褪不掉了，我想我的西藏情結也是一輩子褪不掉了。一次援助，一生情誼！將來國家有需要，只要一聲令下，我們還會一往無前地沖上去，這是我們做醫生的本分，也是我們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