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榮國慶（長治學院副教授）

　　近代學術思潮在今文學家復古的外衣之下，揭開了早期改良主義變法思想。今文經學從魏源到康有為，試圖否定“毛序”，綜合“三家詩”“詩緯”等資料另尋一個經世致用的道統。而古文經學家劉師培、章太炎等將傳統學術“以經為綱”轉變為“以經為史”，援史以證經，形成了系統化的古代經學知識體系。

　　今文經學詮釋的路徑

　　魏源《詩古微》征引三家遺文殘句，上承漢代以《詩》諫世的傳統。魏源《劉禮部遺書序》說：“今日復古之要，由詁訓、聲音以進于東漢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于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此魯一變至于道也。”魏源以“三家詩”為證據，破除傳統經學以《序》《傳》為核心的傳統，是借助其達到“考察微言大義”，實現合經術、治術為一。

　　廖平《詩學質疑》則專以“詩緯”為主，旁及齊詩之說，雜取禮樂春秋等六緯。劉小楓的《“詩言志”的內傳理解》指出，廖平“于四始、五際、六情之義，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闡儒家內學的詩學要義，提出“《詩》者志也”為“空言俟后”，重拾儒家內學“舊法”，以應對西方“異制”的挑戰。雖然從文本看來，《詩學質疑》如“村塾詩鈔隨手雜錄，無先后，無照應，無義例可言”，但是劉小楓結論應當比較貼近廖平的真實意圖，廖平的詮釋策略與魏源并無二致。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破《毛詩》之偽，立三家之真。康有為在《劉向說經足證偽經考》中說：“向《魯詩》《谷梁》之外兼引《韓詩》《公羊》，而不及《毛詩》《左傳》，則《毛》《左》為向時未有，斷斷矣。”其論學宗旨是批判乾嘉以來漢學“專尚考據”“瑣碎破道”。今天看來，康有為破除《毛詩》的目的，在于否定舊的學術體系，借此為維新運動張本。

　　綜合分析晚清今文學家的《詩經》詮釋策略和結論，不難看出，其重點不在“學”，而在于“微言大義”。侯外廬《中國思想史》認為：“無論今文學派的思想和時務論著的思想，都有一個特點，即是依據中國傳統的思想材料而設計中國命運的。”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稱：“晚清今文家詩說，便循著以經議政—闡發今文詩—引三家證偽毛詩的路徑。”在今文經學影響下，更多非經典材料進入經學，傳統經學的權威性受到質疑。

　　古文經學的努力

　　近代古文經學的重要人物，并不是一群迷失于“乾嘉學派”的舊學人，而是有著強烈“治世”心態的新派學者。在1895年到1910年間，經學被裹挾在洋務運動、實學、西學的浪潮中，晚清政府在全國成立了87所大專院校，先后派出幾批留學生到日本、西方國家學習。章太炎、劉師培等倡導古文經學，成為這一時期經學詮釋的重要引領者。他們創辦《國粹學報》，主要撰稿人有鄧實、黃節、陳去病、劉師培、馬敘倫、章太炎、黃侃、王國維、羅振玉等五十余人，有著明顯的古文經學色彩。其中劉師培、章太炎的《詩經》研究頗有成就，他們把《詩經》詮釋置于晚清知識分子的“意義危機”的背景下，努力將古文經學的研究與時代相結合，賦予經學以近代思想的內涵。張灝在《思想與時代》一書中指出：“由于經驗主義研究學派和宋學的共同影響，結果在清代中葉的思想界導致作為一種信仰的儒家思想衰落，尤其是在有關它的社會和政治含義方面。”更重要的是，“考據學由于各種理想的失敗和信仰的混亂，必然趨向于具有批判精神。”這段論述是對晚清經學思想的總結，經學的努力促成了新思想的出現，正如錢穆評價說“所謂《國故論衡》，猶云批評這些老東西而已。故太炎此書即是一種新文化運動”。

　　劉師培的《詩經》學成就集中在《毛詩札記》和《毛詩詞例舉要》中。《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說：“《周頌·絲衣》篇‘胡考之休’，師培引《載芟》篇‘胡考之寧’，《傳》訓‘胡’為‘壽’，證此《傳》‘胡考’與‘壽考’同義。而明陳奐《傳疏》以‘胡考之休’為‘胡不成休’之誤。蓋師培于訓詁之學，研究治極深，故能推彼《傳》例，以釋詩旨，而正疏家之失也。”《毛詩札記》中劉師培堅守《毛傳》為探求《詩經》本義的法門，對后人申“毛說”而致偽者多有辨正。劉師培《毛詩詞例舉要》系統梳理了不同時期訓詁學特點，實現了傳統經學知識的科學化和系統化。

　　章太炎《詩經》研究散見于《膏蘭室札記》《詁經札記》。章太炎《國學概論》提出“把經看作古代歷史，用以參考后世種種變遷，于其中看明古今變遷的中心”。把《詩經》看成是上古時期的史料，對《詩經》的詮釋也跳出了經學的桎梏，成為上古時期鮮活的生活寫照。據此，章太炎從《二南》的考察中提出了“河朔與楚自古相競也。”“江河派別，而民異性，寒煖異俗。”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總結說“古文家僅言由辭以通道，而太炎建立由文字孽亂以明歷史發展的根據，又建立文字起源以明思維發展的理論，故他的文字學已經跳出了古文家的范圍。”王長華《二十世紀詩經學價值的瓦解與重建》一文中指出：“章太炎的學術特點就是將傳統學術‘以經為綱’轉變為‘以經為史’，而這一觀念和思路正開啟了對《詩經》傳統價值系統的瓦解和重建。”陳文采認為：“運用詩經為材料，目的在考察古代社會狀況，不僅是經典的文獻化，也凸顯出考跡異同，以古鑒今的色彩。”

　　劉師培、章太炎等吸收歷史語言學、民俗學、地理學等研究方法，推進了訓詁學、音韻學、文獻學等專學，構建了完備的經學知識體系。

　　近代《詩經》學檢討

　　無論“毛詩”的尊廢，今古文學家的詮釋策略與路徑已經偏離了經典詮釋的范疇。在晚清的時局背景下，經學面臨的不是內部漢宋之爭，今古文之爭，而是要直面西學的挑戰。1900年光緒頒諭命各省學政等實力奉行《欽定科場條例》強調科舉“端正學術以正人心”的作用，又責成陳夔龍整飭學校，準許劉家模“振興學校、書院以培教本而杜邪趨”之奏，要求在各地實業學堂設置“經學”學科，種種努力都想把經學嵌入現代學術體系中去。但是隨著1905年科舉廢止，傳統經學的最后一道保護屏障消失，經學進入了西學分科的裂變時期。

　　今文經學否定“毛序”，就是為了消解已經僵化的“權威”，隨之而來的是“疑古”“辨偽”思潮。然而借助于殘破的三家詩、詩緯及碎片化的典章制度，想要構建一個邏輯自洽的“微言大義”，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盡管今文經學詮釋以塑造孔子“素王之法”為目標，但于《詩經》本旨相去甚遠了。古文經學以《詩經》為史料，釋放出了文本的歷史內涵，構建了體系化、科學化的經學知識體系，但同樣面對的是被解構的經學。經學文本的符號化的結果就是“六經注我”，經典詮釋的價值和意義完全喪失了。

　　今古文經學是傳統學術自我價值重塑的一次嘗試，雖然雙方都努力尋找發現經學的新意義，試圖打破僵死“權威”，實現儒家經典思想與時代同步，然而在當時并沒有找到合理的解決方案，沒有在經學與現代學術分科中找到合理的平衡點，從源頭上失去了經學價值體系和學科框架構建的可能。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