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多年前，一艘滿載陶瓷的中國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嶼海域沉沒。這場浩劫，將一段歷史封存海底，等待著后人喚醒。

　　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場臺風過后，掩埋了700多年的元代海船重新走進人們視線。經過多次水下調查，今年9月開始，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聯合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等，正式在圣杯嶼海域的元代海船遺址全面啟動水下考古發掘。

　　這艘海船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沉船里有何寶貝？水下考古隊和專家對此展開追索。一批打撈上來的元代外銷瓷器陳列進博物館櫥窗，穿越歷史向世人展示它厚重的時代魅力。

　　11月上旬，“漳州圣杯嶼元代沉船發現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漳州市博物館舉辦。考古專家指出，圣杯嶼元代沉船的發現與發掘，填補了中國古代瓷器外銷鏈條中的國內運輸這一重要環節，對研究元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具有重要價值。

　　未完待續的水下考古發掘，正將這艘元代海船的真面目一點點復原，續寫著當代水下考古的新故事……

　　元代沉船“浮出水面”

　　圣杯嶼元代沉船的考古發現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早在2010年，來自這艘沉船的瓷器就已零星面世，文物遺址陷入危險之中。

　　2010年10月，第13號臺風“鲇魚”在漳州市古雷半島附近海域登陸，吹翻了當地漁民的養殖箱。漁民雇請潛水員下海打撈時，卻意外發現了少數散落的瓷器。“古雷半島附近海底有寶貝！”消息迅速傳開，引來了一批冒險下海“尋寶”的人。

　　以往，當地漁民時常從海底撈上來除漁獲之外的東西。如果是骸骨，他們會專門供起來，認為是“海兄弟”；如果是瓷器，他們認為是海龍王的東西，就扔回海里。后來，有文物販子去沿海漁村搜尋，故意抬高瓷器等海底文物價格，吸引漁民在捕魚過程中留意。

　　文物販子通過漁民的線索組織潛水員下水打撈。由于潛水技術日益普及，包括漁民在撈海螺、海膽時也可以使用簡易的潛水工具，因此非法盜撈海底文物的現象時有發生。

　　阮永好是漳州市文物保護中心水下考古的帶頭人，時常奔走于沿海漁村。臺風過后的一天，有漁民告訴他，最近有人從海底撈到了瓷器，聽罷，他立馬“繃緊了弦”。

　　“這些是來自龍海半洋礁沉船的瓷器嗎，還是意味著發現新的沉船遺址？”從周邊漁民多番打聽后，他發現很有可能是一處新遺址。隨后，他開始在漳浦、東山、云霄沿海一帶打聽，追蹤瓷器的來源和具體位置。

　　逐漸，他將線索范圍縮小到了圣杯嶼海域。“初到嶼上就發現它的外形酷似一個倒置的高足杯，當聽到‘圣杯嶼’的名字時，就覺得這個寓意很可能‘有戲’，往往地名也可以反映線索。”阮永好說。

　　2011年11月，阮永好再次接到來自漁民的電話，“村里來了好幾個潛水員，估計又要盜撈了”。他連忙與兩個同事一起，聯合邊防支隊和漳州市文化綜合執法支隊，組成臨時小分隊。經過3個晚上的蹲守，他們抓到7個人，繳獲722件瓷器，其中三級文物有112件。

　　“從市面上出現的以及繳獲的大量瓷器來看，很可能是來自一艘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沉船。”阮永好推測。他將線索上報到福建省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后，隨即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

　　經過項目批復和籌備，2014年，考古隊第一次對圣杯嶼海域進行水下調查。阮永好等水下考古隊員根據漁民提供的線索，搜尋了兩三天，終于找到沉船的位置。他們發現有六道隔艙，面上散落的文物不是太多，基本掩埋在泥沙里。

　　“這是好事，埋在泥沙下的文物得以免受偷盜和破壞。”阮永好說。由于沉船表面有很多小石頭，若用大型的抽泥抽沙設備，對文物破壞比較大，而且沉船位置距離水面比較深，一般的潛水員使用簡易潛水設備很容易出事故。

　　考慮到水下考古的難度較大，當時并未立即對圣杯嶼沉船開展水下考古發掘。兩年后，在對廈漳海域水下文物調查過程中，水下考古人員調查了1600多平方米的海底面積，才將主要的散落區基本摸清。

　　由于漳州海域沉船遺址較多，開展水下調查的同時也意味著遺址位置暴露。2020年11月，圣杯嶼沉船遺址再次陷入盜撈危險。幸運的是，由公安部督辦的“11·23”系列盜撈海底沉船文物案告破，漳州當地警方打掉了2個水下盜撈犯罪團伙，抓獲犯罪嫌疑人19名，追繳各類文物1500余件，其中宋元龍泉窯“海撈瓷”846件。

　　“盜撈犯罪者不計損失，常常會使用炸藥爆破、強行拽取等手段盜取沉船中的文物，無異于‘殺雞取卵’。”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中國古陶瓷協會理事羊澤林說，在過去的水下考古發掘經歷中，曾有過潛水到沉船點時，看到海底一地的碎片，十分痛心。

　　為防圣杯嶼沉船遺址再度遭到破壞，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22年9月，圣杯嶼元代沉船的水下考古發掘全面啟動。“這是為了杜絕不法分子惦記的‘搶救性發掘’。”羊澤林說。

　　水下考古隊與時間“賽跑”

　　圣杯嶼元代沉船水下考古工作啟動后，匯聚了一批來自國家、福建省、漳州市各級以及從省外抽調的水下考古工作者。

　　在距離圣杯嶼約200米的海面上，漂浮著一艘巨大的水上作業船，設置有文物保護室、更衣休息室以及簡易的餐桌等，各類潛水及考古設備一應俱全，這是考古隊員們日常工作和休息的地方。

　　作業船的正下方，就是元代沉船遺址所在，船體位置距離水面約30米。雖然就在腳下，但要靠近并不容易。

　　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此次水下考古領隊梁國慶說，水下考古發掘得“靠天吃飯”，根據天氣、洋流、水溫、水壓、海底能見度等實際情況來決定能否下水。

　　由于水下環境復雜多變，考古隊員須利用漲退潮之間的平潮期，下潛到遺址點進行考古作業。趁著高潮期和低潮期，海底作業時間加起來大約3個小時。“水下作業時間很有限，這就需要水下考古隊員爭分奪秒。”梁國慶說，隊員們每天早出晚歸，抓緊天氣海況的好時機。

　　海上長時間的作業把考古隊員的皮膚曬得黝黑，但更大的考驗在水下。每趟下水前，考古隊都要制定周密的工作計劃和人員分工。一般情況下，兩人一組，分批次下水，后一組隨時準備接替上一組隊員，就像一場“接力賽”。

　　為延長水下工作時間，此次水下考古使用高氧、雙瓶潛水技術，但受到氧氣、體能等各因素限制，每組下水作業仍只有寶貴的25分鐘。

　　考古隊員順著潛水繩下潛，以防偏離遺址點或被洋流沖走。岸上有專崗負責協助記錄潛水員裝備參數、入水順序、出入水時間、海底停留時間以及天氣、海況等信息，若出現突發危險及時發出警報。

　　作為副領隊的阮永好說，在深海中，人的反應要比在陸地遲鈍許多，隊員們需要在短短半小時內進行清理、編號、測繪、攝影攝像和物件提取等工作，作業難度頗大，也非常考驗團隊的默契。

　　在前期的大多數時間里，隊員們主要任務是清理覆蓋在沉船上的泥沙。“去年的水下調查后，為保護水下文物不被海流泥沙侵蝕，考古隊用沙袋進行了回填保護。但跟去年相比，遺址變化還是蠻大的，都被泥沙覆蓋了，沙袋上也長滿了附著的海洋生物。”考古隊員陳浩說。

　　水下考古也需嚴格按照考古工作流程布設探方。海船水下遺址被考古人員細致地劃分了若干個工作區域，用代號來表示，分別是0、北1、北2、南1、南2等，劃分的依據是船艙的位置。初步發現的船體殘長13.07米，最寬處3.7米，艙寬一般為1.5米，最寬的北3艙寬度達2.6米。

　　令人欣喜的是，在最近的考古發掘中，隊員們又新發現了兩道隔艙板。這也意味著，該沉船目前發現有八道隔艙板，推測至少有九個船艙。

　　“在水下的每一步發掘面貌都需要被記錄。”擔任此次水下考古攝影師的孫少光說，“因為肉眼在海底的視線范圍很有限，能見度僅有一米多，需要利用水下攝影對遺址的外觀和細節一一記錄，然后拼出完整的遺址分布圖，這是考古中非常重要的參考。”

　　此外，考古工作中不乏科技力量“保駕護航”，如借助合成孔徑聲吶、多波束聲吶等新型設備對遺址進行高精度測繪。“如今的設備條件比早年好多了，包括氧氣裝置、水下定位等都已更新換代。”梁國慶說，也有不少水下考古器材是考古隊自制的，比如改造出小型水下吹泥設備、文物篩選架等。

　　根據考古發掘調查結果顯示，遺址周邊散落較多瓷器，其中海船船體周邊10米范圍內為文物密集區，面積不低于300平方米，且大多數為完整器。

　　阮永好說，在提取文物時，要高度注意器物的安全，若遇到較為脆弱的水下文物，則不能直接打撈上來。此次提取使用到一種由環氧樹脂和碳纖維布結合的新型材料，對水下文物和周圍環境進行打包提取，以便從中獲取更多歷史信息。

　　重現宋元海上商貿盛況

　　目前，從圣杯嶼沉船打撈上岸近1700件瓷器，已經陸續移交給漳州市博物館保管。與此同時，漳州市博物館正在進行的“海貿明珠——漳州圣杯嶼元代海船遺址水下考古成果展”，第一次向世人展出首批采集到的出水文物。

　　“從打撈上來的瓷器形制基本可以斷定，這些瓷器與元代晚期浙江龍泉窯的外銷瓷高度吻合。”梁國慶說，根據所掌握的情況，圣杯嶼海船遺址是我國目前已發現的保存較好的元代海船遺址，出水文物主要是元代龍泉窯青瓷，數量眾多，類型豐富。

　　在漳州市博物館展出的文物中，約有320件來自圣杯嶼元代沉船的龍泉窯瓷器。器型以碗、盤、洗、碟為主，少量盞、高足杯等，其中不乏精品。

　　透過展覽櫥窗可見，一件青釉雙魚洗小巧精致，是圣杯嶼沉船出水的精美瓷器之一，備受觀眾喜愛。這件文物僅有巴掌大小，特別的是內底模印兩條游魚，活潑靈動，饒有情趣。與它造型同款的另一件“洗”，內底的游魚消失不見，被一塊磚紅色胎體取代。這處磚紅色斑點，在專家看來，正是700年前圣杯嶼海船遺址的時代印記。

　　打撈上來的高足杯，也是元代較為多見的流行器具。這與蒙古族的生活習慣有密切關系，他們喜歡在馬上執足飲酒，所以高足杯又名“馬上杯”。只見高足杯青綠釉泛灰，通體冰裂紋，外壁上五條橫線連貫周圍，再加三道類似音符的短斜線點綴。專家稱這種紋樣為“五線譜紋”，是典型的元代特征。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劉淼介紹，元代是中國陶瓷外銷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海上貿易的品種具有極其鮮明的特點。元代以后，瓷器大量生產，從上層貴族使用普及到老百姓，實現從追求品質到追求量的過程，更加迎合大眾的需求，注重印花紋飾，但為量產則圖案較為簡單，造型多種多樣。

　　在古代中國，瓷器是外銷的大宗產品，其重要性不下于絲綢，因此海上絲綢之路也被稱為“瓷器之路”。

　　“晚唐五代時期，長沙窯的瓷器占據了絕對的主體；五代到北宋早期的時候，又出現了越窯作為主體；到了元代中晚期的時候，基本上就是以龍泉青瓷占據了船貨的主體。它也代表了我們古代海外貿易發展的不同階段。”劉淼說。

　　學者認為，海外貿易的發展，與當時的官方政策密切相關。延續南宋時期對外開放的風氣，元朝打開了歷史上較為開放的海外貿易格局。據記載，忽必烈曾下令招降南宋主管泉州市舶的官員蒲壽庚，并讓福建行省向外商宣稱：“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因此，元代中國通過海外貿易與世界上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了交往，從而讓中國認識了世界，也讓世界了解了中國。

　　因此在出水瓷器中，不乏隱含著異域元素的元代龍泉窯外銷瓷。如龍泉大盤，口徑35厘米、足徑6.2厘米、高4.3厘米，青綠釉泛灰，內壁刻劃一圈印花草葉紋，是國內比較少見的大容器。

　　專家表示，元代龍泉窯瓷器外銷迎來鼎盛時期，窯廠開始有意識根據海外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活偏好來生產定制瓷器，比如受到西亞圍坐成一圈吃飯的習俗影響，遠銷到這一地區的碗盤形體較為碩大。

　　“這些來自700年前的器物，訴說著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外交流故事，也折射出我國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的繁盛程度。”劉淼說。

　　經過海底漫長的歲月洗滌，如今圣杯嶼沉船的瓷器靜靜地躺在博物館展臺上，依然呈現出柔和的釉面光澤。打撈上來的瓷器，從出水那一刻到擺放在博物館內，中間則要經歷若干個環節。

　　據介紹，這些文物在海底浸泡數百年，吸收海水中的鹽分，必須在出水后第一時間洗凈表面鹽分，然后經過多道“脫鹽”工序，直至內部鹽分全部析出，否則會導致瓷器釉面崩壞。而且，每件文物都擁有“身份證”，包括出水方位、出水時間、尺寸及器物描述等信息，以便后續研究開展。

　　沿海水下考古方興未艾

　　沉睡七百年，一朝驚天下。從歷史中走來的圣杯嶼元代沉船，逐漸揭開神秘面紗。放眼廣袤海域，這僅是我國水下文化遺存的“冰山一角”。

　　我國歷史悠久的海洋文明遺留下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價值巨大的文化遺產。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

　　史料記載，早在漢代，福建就已開始與海外交通、貿易往來。經福建通往海外的航線眾多，輻射遼闊，是向海開放的前沿。“福船”也是歷史上木質遠洋船舶中的佼佼者，為海洋貿易作出了重要貢獻。

　　由于福建海岸線曲折，島礁眾多，加之夏、秋海上臺風多發，東北、西南季風變幻，多處航段艱險難行，沉船不在少數。福建省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栗建安介紹，福建沿海水下文化遺存埋藏尤為豐富，是我國開展水下考古工作較多、時間較長的海域。

　　1973年，福建省泉州市文物部門在泉州后渚港的海灘上發現一艘宋代木質沉船。翌年，由福建省與泉州市文物考古工作者組成的“泉州灣古船發掘領導小組”對其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羊澤林說，此次考古發掘，是福建地區水下考古及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先聲。

　　1980年代，福建連江定海灣發現多處古沉船遺址。其中南宋沉船“白礁一號”，1990年作為首批水下考古培訓實習地，見證中國第一支水下考古專業隊伍的誕生和初次考古成果。

　　繼“白礁一號”之后，福建沿海又有元代沉船“大練島一號”、明朝“九梁號”、清代“碗礁一號”等古代沉船陸續現世。圣杯嶼沉船是繼平潭大練島沉船之后，福建沿海發掘的第二艘元代沉船遺址。

　　福建的古沉船發掘史，也是中國水下考古史的縮影。

　　福建省文物局局長傅柒生說，幾十年來，福建長期持續開展沿海水下考古調查，經過對平潭、漳州、泉州等重點海域的系列考古學專題調查，目前已確認沉船和遺物點50多處。自1987年中國建立水下考古學以來，福建也被業界譽為我國水下考古專業人才培養的“搖籃”。

　　據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報告顯示，在福建海域發現的一批水下文化遺存，覆蓋自五代以來直至清代各歷史時期，其豐富的水下考古文物與古代文化內涵，是研究、復原海上絲綢之路歷史面貌的十分珍貴、重要的資料。

　　今年，圣杯嶼元代沉船遺址發掘被列入國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工作專項規劃的重點項目之一。“它的發掘對研究元代中晚期龍泉窯瓷器的生產和銷售、福建古代海洋交通線路，以及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方式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考古資料。”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孫鍵此前表示。

　　包括圣杯嶼元代沉船在內許多遺址的發現，均始于盜撈，也給后人留下警示。羊澤林指出，亟需進一步發揮現代高科技力量守護水下文物，提升民眾的海洋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莫讓遺存成為“遺憾”。

　　發掘打撈沉船僅是開始，后續如何保護、研究和利用好水下文化遺存又成為重要的新課題。

　　長期關注海洋文化研究的福州大學副教授楊宏云認為，可以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虛擬現實技術、移動互聯網技術以及空間信息化技術等，將沿海水下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利用進行多樣化呈現，并加大傳播，推進水下文化遺產的普及和可持續發展。

　　文化遺產連接著歷史和當下。“圣杯嶼元代沉船對于當今講好海上絲綢之路的故事、講好中外交流互鑒的故事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傅柒生說，世界最豐富的博物館就坐落在海底。

　　（本報記者鄧倩倩；參與采寫：趙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