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著自己今年的一份提案，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畢井泉給記者講了一道簡單的算術題：2023年，中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提高到66.2%，按戶籍人口計算則是47%，二者相差19個百分點。

　　過去一年，曾任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黨組書記的畢井泉，為這19%的人群做了不少“市場調研”。他按照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部署，帶領調研組開展了“加快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專題調研。

　　3月5日開始提交全國人大代表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把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擺在突出位置”，包括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錢”掛鉤政策，讓有意愿的進城農民工在城鎮落戶，推動未落戶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

　　3月6日，國家發改委主任鄭柵潔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目前仍有1.7億進城農民工和隨遷家屬尚未在城鎮落戶，有序推進這部分人群市民化是城鎮化的首要任務。

　　畢井泉建議，以住房保障為核心來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現在我們一方面房地產過剩，另一方面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沒有住房。”他指出。

　　他的一條具體建議是——把有穩定工作的已婚農民工納入公租房保障范圍。他說，房屋總價超過普通農民工家庭年收入10倍的少數特大城市，要把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從事家政、餐飲、環衛、外賣服務等的農業轉移人口，納入公租房保障范圍。此外，增加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賃住房的供給，比如，可以收購爛尾樓或空置的商業樓盤，改造為保障性住房。

　　畢井泉說：“有房子住，把老婆孩子接來，像個家了，才留得住人。”

　　“農民進了城以后，他待得住、生活得下去才行。”另一位參與調研的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局長寧吉喆也參加了這一主題的調研。3月5日，在政協經濟界別小組會上，寧吉喆談到了那次調研。他認為，這次調查研究得比較深入，聚焦了現實問題。

　　“為國履職，為民盡責。”他們最終形成的《加快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調研報告》。

　　建議300萬人口以上城市放寬落戶限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移動上海公司董事長陳力記得，在去年一次歷時4天的調研中，畢井泉反復在講的就是“安居樂業”。

　　關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課題，陳力參加了兩次調研。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這個題目太重要了。”

　　委員們走訪了重慶8個區、河南3個市13個區縣，看了39家單位，包括職業培訓學校、公租房社區、企業和政務大廳，還與地方政府、農民工代表開了好幾次座談會。

　　在鄭州一處水庫施工現場，畢井泉就地和農民工聊工資、住房、子女就學、職業培訓，他最關心這個群體在城市里的“安居”問題。

　　在中國移動洛陽呼叫中心，陳力也和他的“小同事”聊了起來。他注意到，“那個年輕人雖然沒落戶，但生活在城市里，歸屬感很強”。洛陽呼叫中心的很多員工來自農村，但遠程服務擁有2500多萬人口的上海。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光是指農民離開農村和農業生產，到城鎮生活居住的過程，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要讓他們在社會身份、權利、公共服務等方面實現和城鎮居民等同化。這句話出現在重要的官方文件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實施新一輪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行動。

　　近年來，不同的力量在拉動著這條水平線。比如，戶籍制度持續發力，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了落戶限制。

　　對此，畢井泉今年在提案中提出的第一條建議就是“放寬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限制”。他認為，300萬以下人口城市放開落戶的規定，要繼續落實好。與此同時，300萬以上人口大城市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限制，也要放寬。如果以50平方米住房來計算，城市房屋總價不高于當地農民工家庭年收入8-10倍的城市，都可以放開落戶限制，允許購買房屋的農業轉移人口就地落戶。

　　理解“19%”，要實事求是

　　陳力覺得，理解那“19%”，要看具體情況，這是他在調研中的一個感受。

　　在重慶和河南一些地區，他了解到，當地的農業轉移人口主要是“本地人”，從鄉村流動到市區或省會城市，離家不遠。有些人主觀上希望保留農村戶口，享受的公共服務也與市民沒有顯著差別，他們的落戶需求不高。

　　但在北京、上海、深圳這些特大型城市，情況就不太一樣了。

　　陳力也給記者講了一道算術題：上海2500萬常住人口，有戶口的不到一半，另外1000多萬人，來自全國各地。待久了，很多人更想留下來，沒有戶口，買車買房，小孩上學，確實會遇到麻煩。

　　在他看來，一個人，無論是不是農業人口，年輕時來到一座城市，想融入這座城市，把家建在這里，找到歸屬感，“經歷著一樣的故事”。他也認為，要解決好那“19%”的問題。

　　陳振就在這個數字里面。他屬龍，今年36歲，出生在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的一個村莊。2006年，他剛成年，就到北京工作，當過保安，做過房產銷售，如今是一名快遞員。

　　這些年他結了婚，有了娃，妻子是同事，孩子在老家，父母仍在務農。

　　在北京生活16年之后，陳振說，“我沒感覺到我不是這里的人”。他經歷了這座城市的擴大，感受過奧運會的歡騰。他適應這里的季節，熟悉大街小巷，還擁有很多朋友。去醫院看病他也沒覺得麻煩，因為“有社保”。

　　他從不想離開北京，但又不得不想，買不起房子，老了怎么辦？他和一起出來打工的弟弟都在老家的縣城買了房，“是條退路”。

　　這是一個典型的農業人口轉移的故事。在全國政協十四屆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畢井泉曾發言談過陳振這一群體遇到的問題：人口在千萬以上、房價過高的特大城市，農業轉移人口的居住問題突出。

　　在去年的調研中，畢井泉了解到，春節過后一些農村地區離婚率較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進城務工、長時間分居的夫妻過年時才返鄉重聚，容易爆發矛盾。他還非常留意關于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新聞，關注他們的成長，希望推動“孩子到父母身邊去生活”。

　　“我們得從他們的角度來考慮這些事情。”畢井泉說，“也要從社會的層面去考慮。”

　　陳力也建議，適當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以外的落戶限制，精簡落戶積分項目，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向常住人口全覆蓋——這個“全”，是要把那“19%”覆蓋到，包括讓隨遷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根治農民工欠薪問題、保障農民工擁有社會保險，以及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城鎮常住人口納入住房保障政策范圍。

　　“轉移”不是戶籍的簡單遷移，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動

　　去重慶調研時，陳力和外賣員、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都座談過，他覺得“這種職業的可替代性比較高，流動性大”，歸屬感比較低。而在一家模具廠，他發現，由于企業對工人的技術能力要求很高，產品有競爭力、有市場，農村戶口的工人流動性不大，很多人彼此相處多年，對企業和城市的歸屬感都很強。

　　這個發現促使他思考，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除了社會保障逐步跟上，國家還應該從產業布局層面有所考慮。有了政策的正向激勵，為農業轉移人口穩定性付出的成本就會低一些。

　　“我們有制度優勢，不光靠市場因素，還可以由政府對年輕人進行引導，讓他(們)在達到工作年齡之前，有目標地進行學習儲備。”陳力說。“咱們給小孩選工作，除了興趣愛好，還要考慮國家的長遠布局。”

　　畢井泉也指出，需要大力發展制造業，鼓勵發明創新，為農業轉移人口提供更多在城市就業的機會。

　　大量的“農業轉移人口”，一直在“服務”著國家的布局。有人說，1979年的蛇口工業園，是第一代農民工群體打下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根“地樁”。

　　在畢井泉看來，這些城市的建設者老去了，很多已退不回曾經的家鄉。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有些就在城市里長大，不能讓他們因為“出身”的問題，覺得這座城市“不屬于我”。

　　“其實，我們的城市發展離不開他們。”畢井泉對記者說。

　　陳力指出，除了與本地人共同建設城市，農業轉移人口的到來也拉動了城市住房、教育、養老、醫療和休閑娛樂方面的需求，拉動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投入，通過新的消費與投資釋放出更大的內需潛力，使城市更加繁榮。

　　2022年，上海暴發新冠疫情期間，快遞員陳振曾去“支援”。當他把生活必需品一件件送到人們手里時，“特別有成就感”。上海一解封，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趕緊回家”。

　　到2025年，還將有大量農業人口轉移到城鎮。陳力說，他們的市民化，不是戶籍的簡單遷移，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動，需要有一套經濟體制和管理體制，支撐這個群體從農村到城市生活場景的轉換。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鄉村振興的步伐，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有了很大改善。當被問到要不要接父母來北京時，陳振笑了。他說，老家村子如今挺好，建得漂漂亮亮，啥都有，看病也方便。他邀請過，可老人不樂意來，覺得“還是家里舒服”。但他更希望留在自己奮斗著的北京，對他而言，這座城市除了“能掙點錢”以外，更具有“家”的意義。

　　不僅僅是調研，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問題

　　盡管過去了大半年，陳力對調研中的一些片段還印象深刻。

　　他記得走進重慶的一處安居房社區，驚嘆于它的龐大。還有一次，他和一位民營企業家交流，因為所在行業不同，對方聊到企業的季節性、用工規律等，令他覺得“豐富了我的想法”。一位來自住建部門的政協委員，是房地產專家，說起全國的安居房，哪里做得好，哪里推得早，好像“心里有本賬”，非常清楚。

　　陳力說，調研是政協委員們深入社會、互相溝通的機會；同時，因為這是全國政協組織的課題，“能讓我提高政治站位看問題”。

　　他表示，當前中國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項龐大的系統性工程，還存在不少問題，有些無法“一蹴而就”。比如戶籍轉移限制、市民化公共成本高、公共服務和社會權利均等化進展緩慢等。

　　“我們不能僅僅是調研，更重要的是努力研究如何解決問題。”畢井泉說。

　　作為曾經的“政府官員”、如今的“政協委員”，畢井泉履職往往會同時考慮兩個角度。政府部門在第一線，思考的是“是否具備條件做”；政協委員則更多從專業出發，思考“應該如何做”。在他看來，政協委員提建議要更有建設性、可行性，能提到“關鍵點”上。

　　他習慣在說“農民工”時加上“兄弟”二字。當年恢復高考，他考入北大經濟系前，曾在家鄉勞動，對土地很有感情。

　　2020年，自然資源部等7部門明確農民的宅基地使用權可依法由城鎮戶籍子女繼承。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要不要保留農村的宅基地？當被問到這個問題，畢井泉的建議是：“全憑自愿！讓農民工有個選擇。”

　　本報北京3月6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秦珍子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