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周二，78歲的盧咸池都會來到位于前門外大江胡同的北京臺灣會館，查閱文史資料、與會館同事們交流研究成果。作為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以下簡稱北京臺聯)名譽會長的他，退休前是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退休后就成了北京臺灣會館的“編外顧問”。十多年來，盧咸池用做理科學問的方法和鉆勁，“扎進故紙堆里”，潛心研究北京臺灣會館和科舉制度在臺灣的歷史。

　　故事要從臺灣會館說起

　　北京臺灣會館應運于臺灣文風日起、科考應試日盛而創建，歷經百年滄桑，是目前大陸唯一一座原址保存并修復重建的臺灣會館。2023年9月，來自臺灣逢甲大學的師生走進臺灣會館參觀。盧咸池親自為他們講解，這座百年會館的歷史故事徐徐展開。

　　鄭成功收復臺灣后，科舉制度被移植到臺灣。清廷統一臺灣后，自1687年開始，陸續有臺灣士子渡海到福州參加鄉試考舉人、到京城參加會試考進士。1890年前后，為讓赴京會試的臺灣舉人有棲息之所，臺灣官員和鄉紳在京城購建了會館。1905年科舉制度廢止后，這里逐漸成為臺灣同胞在京城聚會、落腳的場所。

　　辛亥革命后，來北京的臺灣學生、商人日益增多。“他們受到祖國大陸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建立了諸多鄉親組織，與島內正在興起的民族民主運動遙相呼應，也與祖國近現代歷史滄桑巨變交融在一起。”盧咸池說。

　　寫出《城南舊事》的林海音，中學語文課本上《落花生》的作者許地山，寫出《笠山農場》的鐘理和……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都與臺灣會館有關。

　　2009年，臺灣會館進行了全面的修繕擴建。在會館重張之際，需要有人對它的功能和歷史做全面研究。正值此時，盧咸池從北大退休了。

　　“退休之后在家享受清閑，本無可厚非。但黨員的身份不能退休。我自覺腦子思維還正常，應該繼續為社會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盧咸池對記者說。深知臺灣會館對于兩岸的重要歷史意義，他和其他同志義無反顧地接下了臺灣會館與科舉制度在臺灣的研究任務。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走進盧咸池在臺灣會館的辦公室，桌上堆滿了關于兩岸的資料和書籍。盧咸池手邊有一張“小抄”，是他在采訪前準備好的談話要點。

　　“我給你講件真事，”盧咸池對記者說，“70多年前，一位女同志被派到臺灣執行任務，不幸被捕。就義前，她鎮定地說：等等，讓我梳個頭。她梳好頭，從容走出牢房，英勇就義。幾十年后，她的兒子繼承母親遺志，成為島內統左派的核心人物和重要理論家，為祖國統一大聲疾呼、兩岸奔走，奮斗到生命終止。”說到這里，盧咸池拿出一張保存完好的照片，指著其中一位男士介紹：“在臺灣會館的重建與研究中他出了不少力，這就是我的好友王曉波，2020年因病逝世。”

　　此外，還有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張我軍之子何標、原北京市臺辦干部吳小珊等的早期研究，滿族民俗學家白鶴群編著的《北京的會館》，劉海峰、李世愉、王日根等關于科舉、會館的論著，最后一位臺灣進士汪春源的曾孫汪毅夫關于臺灣文史的論著等，都是研究開展的堅實基礎。

　　“所以我們的研究不是從零開始，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繼續向上攀登。”盧咸池說。

　　2012年5月，北京臺聯編著的《臺灣會館與同鄉會》出版發行，填補了臺灣在京城兩座會館歷史研究的空白。

　　“我們整理了幾百年來近百位臺胞在京活動的事例和照片，梳理了其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業績，再現了臺灣同胞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盧咸池介紹說，“書中所揭示的一系列無可爭辯的史實，是駁斥‘法理臺獨’‘文化臺獨’謬論的重要史據。”

　　2013年春，臺灣會館開始籌劃舉辦“科舉制度在臺灣”系列活動。在臺南市文化協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機構和兩岸眾多專家學者、進士后代幫助下，9月，北京臺聯和臺南市文化協會、臺灣成功大學共同主辦的“臺灣進士專題展”在臺南孔廟首展。之后又在大陸和島內多地、多所高校進行了巡展。

　　首展同時還舉辦了“科舉制度在臺灣”學術研討會和“海峽兩岸臺灣進士后人座談會”。讓盧咸池印象最深的是，臺灣進士林啟東的外曾孫女、臺灣成功大學前校長賴明詔的夫人在開幕當天早晨從報紙上得知消息，特地從臺北坐捷運趕來臺南參加，“諸多進士后人聚集在一起。分隔兩岸的堂兄弟姐妹，有的是首次見面，大家在交流中對祖輩的業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盧咸池說。

　　在講述家族故事中做兩岸交流的使者

　　作為臺灣會館的“義務”講解員，盧咸池收到無數參觀者的好評。除了從教多年積累形成的講課經驗外，他的家族經歷還賦予了他另一個做好這份“工作”的先天優勢。

　　臺灣會館的常設展覽中，介紹近現代以來在北京的臺灣人，其中有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化學家盧嘉錫，他就是盧咸池的父親。

　　從小到大，盧咸池常聽父親講述家族的歷史：盧家祖籍福建永定，約1798年移居臺灣，逐漸發展為臺南望族，《馬關條約》割臺讓日，又從臺南來到廈門。

　　因此，臺灣會館的其他講解員，講的是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而盧咸池的解說，還能從他的祖輩講起，更拉近了參觀者和歷史的距離。

　　“古代科舉考試會不會也有人替考？官方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曾有參觀者提問。話音剛落，盧咸池就拿出了他的六叔公盧心啟光緒二十七年考秀才的童試試卷。

　　“卷首上寫著‘年十三歲，身中，面白，無須’，就是為了在考前入場時核對身份。在那個沒有照相機的時代，這也算是一張準考證了。”他的解釋生動活潑，符合當下年輕人追求的“沉浸感”。

　　或許是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的影響，盧咸池的講解也“因人而異”：“如果是給學生講科舉，我會拿高考來做比喻，更方便他們理解。但同時也要跟他們講清楚古代科舉‘考官’和現在高考‘考學’的區別。”

　　從物理學者“搖身一變”為歷史研究者，盧咸池始終不忘時刻保持認真嚴謹。采訪結束當晚十點多，他還給記者發來消息，更正白天采訪時提到的某個人物名字中的錯字。

　　多年來，凡是有關閩臺科舉和會館文化文章講座所得，盧咸池大都用于購買臺灣文獻史料和其他相關書籍，存放在北京臺灣會館資料室，供廣大臺胞和其他同志閱讀和研究之用；凡是在報刊上發表有關盧嘉錫和家族的文章所獲的稿酬，盧咸池都會轉進“福建盧嘉錫科學教育基金會”，用以獎勵科技教育界優秀師生和科研工作者，以及福建省青少年科技大賽優勝者。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我自知體力精力不如從前。”盧咸池說，“但我愿堅持有一份熱，就發一份光，繼續深入探究，并向更多人講述更多的臺灣士子與科舉考試的歷史故事。”(完)(《中國新聞》報作者 尹李梅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