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新路②】　

　　6項發明專利、1項實用新型專利、2項軟件著作權，從聯合攻關、樣機試制到規模化生產，武漢華工激光工程有限公司知識產權部經理李婷始終對這次成果轉化充滿信心。

　　“汽車、航空航天等行業大型、復雜曲面零部件高效高品質制造，離不開大功率激光加工裝備與技術。我國汽車產銷量居世界前列，但核心技術、高端裝備長期被國外壟斷，激光焊接、切割關鍵工藝及成套裝備幾乎全部依賴進口。華中科技大學研發團隊經過十多年技術攻關，在汽車復雜構件的大功率激光三維切焊系列技術領域取得了多項關鍵成果。華工激光知識產權團隊通過積極策劃、溝通協調，最終促成雙方認可的成果轉化方案落地實施。”李婷表示，項目的成功轉化，使得激光加工高端裝備自主生產成為現實，也擴大了企業影響力，社會經濟效益顯著提升。

　　這是近年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為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提供助力、為經濟發展積累新動能新活力的典型代表。高校傳統工程專業成果轉化，目前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如何創設更優外部環境、激發科研人員內生動力，讓大學工程試驗場里的新專利真正為制造業升級“添把火”？

　　模式選擇，如何縮短周期降低風險

　　“啟動……停！”在北京地鐵八通線，利用深夜停運時間，北京交通大學電氣工程學院教授楊中平、林飛一邊指揮、一邊緊盯儀器表盤，正忙著與團隊進行測試。

　　“軌道交通系統能耗過程解耦與能效提升關鍵技術”，這一稍顯拗口的名詞，凝結著楊中平團隊的多年心血。“這項技術可以用于既有線改造，也可以用于新線投產，總體節能可達12%，”他介紹，“同時還優化了多項地鐵運行性能，如降低列車與軌道摩擦，降低溫升，減少列車運行時的粉塵污染；減小供電網壓波動，提升自動駕駛時的停車精度。八通線提升運能、追加發車后，對舊的變電站功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運用這項技術則可以通過峰值功率補償，有效‘削峰填谷’；萬一牽引供電停電，這一技術還能消除列車被困隧道的安全隱患。”

　　然而，這項“學校企業都看好”的科技成果轉化，卻經歷了一番“小波折”。

　　楊中平透露，基于校企長期合作的信任，學校團隊和地鐵公司起初擬以技術入股形式，共同成立聯合公司以促進成果轉化。但是，國資企業出資金，涉及國有資產相關法律法規問題，部分法規政策不明晰而產生的“可能風險”，讓轉化一度停滯。

　　股權、法規、產品投入，一份份可行性報告只能被塵封。時間不等人，楊中平團隊只得另謀新路——依據學校允許團隊現金出資成立企業開展成果轉化的政策，成立北交本有科技有限公司。通過“知識產權作價入股+團隊自籌資金”模式，使公司有了啟動資金。“如果做好了，將來相關主體可以整體收購。”他表示。

　　“除這種轉化方式外，還有兩個辦法：一是和投資人、民營企業聯合成立公司；二是采取直接技術轉讓或許可模式，這種模式在學校科技成果轉化中更為常見。前者適用于鏈條長、周期長、投資大的項目，高校科研人員一般看重其未來前景和估值，前期企業現金壓力不大；后者更傾向于一次性轉讓，采取轉讓費形式使資金一步到位。”北京交通大學知識產權與技術轉移中心副主任王欣介紹，從科技成果轉化案例的實際情況看，模式一涉及金額大而相關項目少，模式二則涉及金額小但項目數量多。

　　王欣透露，目前從法規制度來講，風險管理已較為完善，但部分環節落實所需時間周期較長，會給轉化造成一些困擾。“從 國家法律法規、各部門規章制度來看，國資管理問題 已基本理順，但在一些具體環節、個別階段，　轉化還會受一定約束。如教育部規定學校股份原則上5年要退出，但轉化公司發展到第5年時，可能正處于業務上升期，并不是股權退出的最佳時期，而回購高校股權也會給轉化企業帶來較大的資金壓力。”

　　中試熟化，“降本增效”怎樣達成

　　確定轉化模式只是第一步，從實驗室成果到生產線，技術上的磨合、熟化才是關鍵。

　　李婷介紹，協議達成后，學校與公司會發揮各自專長推動成果轉化。公司為學校提供了工藝、設計、制造、系統集成等方面的方案設計與生產設備，學校為公司提供了光、機、電、計算機、測控等學科交叉融合的理論指導和數值模擬，雙方合力，最終能夠在工藝機理、控制技術、功能部件、結構裝置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

　　“在攻克了三維復雜薄壁構件激光焊接技術中氣孔缺陷、薄壁熱變形等難題后，公司開始著手提高工藝的穩定性、精準度和可控性，并且搭建了用于高端激光切割與焊接工藝研發的裝備平臺，啟動了樣機試制工作。經過不斷打磨和調試，公司具備了大功率激光焊接與成形工藝、激光焊接過程智能檢測與控制的能力，實現了面向高強鋼和鋁合金等材料輕量化車身的大功率激光焊接生產線，以及高速五軸激光切割裝備的批量生產。”李婷說。

　　“為什么那么多科研成果‘束之高閣’？最根本的還是成熟度問題。”武漢智能裝備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華中科技大學機械學院教授李斌表示，如果參照國際通行的1至9級就緒度標準，直接可以產業化的成果應達到8至9級，而大多數工程科技成果在初始階段只有1至3級，“即使是優秀的工科院校，通常也只有4至5級。如果3級就想投產，那成功概率很小。”

　　李斌分析，正如“青蘋果”一步步變紅，對于熟化過程而言，面臨的挑戰主要在于成本及穩定性。“科研成果評價的核心是創新性與原創度，既不用過多顧及成本，也不必考慮是否長期運行。然而，上生產線的，面向的主體是客戶，則需要在提高產品穩定性、可靠性的同時降低成本。”

　　“軌交技術對可靠性要求極高，我們從實驗樣機開始，一步步修正，先做小功率，后到車輛段測試，再在正線上利用非運營時段測試。”楊中平坦言，“通過轉化，團隊受益最大的，是讓我們更能以用戶視角踐行‘從工程中來，到工程中去’。之前我很擔心所帶的碩士生、博士生寫不出高質量論文，如今有了現場的‘思維碰撞’，學生都說，‘不是找不到問題，而是忙得做不過來’，考慮的問題也變成了‘難點該怎么處理更好’。”

　　“從發展思路講，雖然學校規定收益的10%歸學校，90%歸團隊，但我們一定要做強技術，而不是‘賺錢就走’。當然，也要有超前視角，研究的實際問題要與理論前沿保持一致，一線遇到的問題也要用最新理論解釋解決。”楊中平說。

　　服務對接，如何做好供需匹配

　　“從科技研發到市場推廣全過程，需要‘政產學研用資’等多方共同合作，系統運用技術、法律、市場、政策等各方面知識。其中，科技服務的作用不容忽視，它能夠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主體間的良性互動，加速知識轉移和對接，最終促成科技成果高質量轉化。”李婷表示，在本次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華工激光知識產權團隊發揮了穿針引線的作用，深度挖掘和探索合作雙方技術合作互利共贏的基礎條件和目標價值等，最終助推成果落地開花。

　　李婷認為，技術轉移“牽線人”提供的科技服務應以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為基礎，為不同轉化階段與不同類型需求定制服務內容，強化需求導向的科技成果服務供給，確保科技服務業務與科技成果轉化需求高度匹配。

　　“轉移經紀人提供的對接服務是否精準，一是要看對技術需求的定位是否精準，能否找到技術難點；二是看在成本控制、知識產權歸屬方面是否能提供多種可能方案，持續對接，優中選優；三是看能否幫助專家與企業搭建溝通橋梁，做好充分對接，讓企業更多做‘選擇題’而非‘判斷題’，避免可能出現的矛盾或糾紛。”國家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基地(中部中心)技術經紀人官德華如是說。

　　“部分高校需進一步加強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建設及人員隊伍建設。”王欣表示，“現仍有不少高校技術轉移相關職能部門混雜著其他科研管理職能，導致無法一心一意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優質服務。同時，從事轉化服務工作的專業人員，需要較為扎實的相關學科專業知識背景，也要熟悉轉移轉化政策、知識產權或法律相關業務知識等。但多數高校現有的人員數量、質量均無法滿足工作的實際需求。”

　　李斌表示，在“牽線”時，地方科技服務機構應發揮平臺作用，“工信部在各地設立制造業創新中心，就是通過加強軟硬件建設，搭好中試、熟化的技術平臺，發揮服務高校和企業創新轉化的作用。社會化科技服務機構、企業不僅應提供孵化的物理空間，還應配套更完善的中試硬件平臺、技術團隊，為科技成果轉化全面助力賦能。”

　　●鏈 接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他們這么做

　　江蘇：科技成果網上“店鋪”促進信息銜接

　　江蘇省實施產業教授制度，選聘科技企業負責人到高校擔任產業教授，引企“入教”、引企“入研”，推動高校與企業創新資源深度對接；組織全省90余家高校在省技術產權交易市場開設科技成果網上“店鋪”，通過信息發布會、科技洽談會、科技成果展示會等方式，加強高校與地方、行業、企業需求信息有效對接；組織開展高校技術經紀人培訓班，400余人獲得“國家技術轉移專業人員能力等級證書”，促進技術經紀服務質量進一步提升；深入實施江蘇高校協同創新計劃，組織全省高校與國內外創新主體和創新力量加強合作，共同建設各類協同創新中心，不斷完善國家、省、高校三級協同創新中心體系。

　　中國礦業大學：明確成果轉化工作量標準

　　中國礦業大學成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領導小組，圍繞專利開放許可、高價值專利轉化、專利評估、人員培訓等完善實施方案；成立實體化運行的知識產權運營中心，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機制和激勵機制，依托學校“力行計劃”、江蘇省“科技副總”項目等，選派200余名優秀科研人員深入企業一線了解行業發展形勢和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發揮職稱評聘的引導和激勵作用，設置“產業型”專任教師崗位，明確科技成果轉化工作量標準；出臺《技術經理人管理辦法》，加強專業人才遴選招募，促進學校技術經理人隊伍發展；為學校科技成果轉化打造專門的小試、中試和產業化基地，實現“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技術應用—成果產業化”全過程無縫銜接。(本報記者周世祥匯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