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開年的第一期版面，我們邀請了四位專家學者從職教出海、數字化轉型、人工智能應對等角度，談他們期待什么樣的高職教育發展。其中，有理性建議，有大膽設想，甚至有善意批評。但我們期待的是，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新征程中，職業教育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肩負起應有的使命和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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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要回歸教育規律 追求師生增值

　　侯長林

　　近10年來，國家十分重視高職教育的發展，加大了經費的投入力度。

　　一般來說，少量的或重大的經費投入采取項目的形式進行，會促進各高職院校形成競爭意識和機制，激發其內在的辦學活力。

　　在我國高職教育發展中，國家示范性(骨干)高等職業院校及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以項目的形式推進高職教育改革取得較大成效并得到社會廣泛認可。但是，在此之后，相關部門對高職教育的投入大多采取項目的形式下達，且層層效仿。

　　比如，為了推動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國家層面出臺了打造市域產教聯合體、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的政策導向后，全國各類產教聯合體、產教共同體短時間內至少成立了幾百家，一些院校干得轟轟烈烈，也有一些院校比較吃力，又不得不抓。因為這些內容將成為評判高職院校推進產教融合的風向性指標，甚至很有可能成為下一輪“雙高計劃”遴選的重要指標。你成立了，我也要成立，不少高職院校之間相互仿效、相互競爭。

　　另外，為了完成項目考核指標，不少高職院校成立各種各樣的項目工作小組，有的高職院校還在發展規劃處設立項目辦等機構，專門從事項目的申報、建設、驗收等工作，使得校領導、各職能部門和二級學院負責人、專業負責人和教師大多數都有項目任務，圍繞項目忙，因項目而內卷。

　　教育需要項目，但不能為了項目而項目，“當一些人深諳項目的利害關系，競相奔著項目而去的時候，必然把浮躁的風氣和功利的行為帶至教育教學領域”。

　　如何破解相應問題，至少可以緩解？簡言之，就是要回歸教育。

　　首先，回歸教育本真，堅持以促進學生成長和教師增值為目的。眾所周知，高等學校應當以培養人才為中心，開展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保證教育教學質量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也就是說，包括高職院校在內的高等學校要堅持以培養人才為中心。這是高職教育的主要責任和使命。而要完成這一主要責任和使命，教師是關鍵。因此，高職教育所爭取的有關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項目都應該堅持以促進學生成長和教師增值為目的，從而使高職教育回歸本真。

　　其次，回歸教育規律，尊重各高職院校辦學自主權。高職教育內卷，在一定程度上“綁架”了各高職院校，使其難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規劃辦學。如果以項目推進高職教育改革，至少要堅持以促進學生成長和教師增值為目的設計和實施項目。

　　再次，回歸教育價值，改進學校、院系和教師評價機制。現在對學校、院系和教師評價大多是看其完成了多少項目，獲得了多少項目經費。這種評價導向顯然是短期可見的政績和金錢。

　　筆者認為，簡單根據項目發放工作績效及其獎勵，是不科學的，也是一種錯誤的價值導向。希望高職教育未來的改革方向是，最終回歸追求促進學生成長和教師增值的教育價值上來。

　　(作者系銅仁學院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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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教出海 走穩走實

　　王志剛

　　職業教育國際化是培養適應國際化需求的高素質人才，提升國家教育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實現教育強國目標的重要途徑。

　　近年來，職業教育貫徹落實中辦、國辦《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服務國際產能合作和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求，有組織地推動職業院校與“走出去”企業“組團出海”，為海外中資企業培養培訓本土化技術技能人才。

　　在職業院校海外辦學的過程中，涌現了諸如“魯班工坊”“班·墨學院”“絲路學院”“鄭和學院”“畢昇工坊”“中文工坊”“大禹學院”“芙蓉工坊”“桂港中心”等一批具有鮮明特征的職業教育國(境)外辦學機構，它們不斷強化自身建設，向世界展示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辦學品牌。

　　山東是首個部省共建的國家職業教育創新發展高地，是首個部省共建的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新模式試點省份，是“匠圣”魯班、“中華科圣”墨子的故里。近年來，山東以兩位具有職業教育思想的先賢的名字命名，建設職業教育海外“班·墨學院”，教隨產出、產教同行，打造國際校企命運共同體，向世界傳播技能、傳遞和平。

　　當然，職業院校在境外辦學中也面臨著一些具體困難和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走出去”的步伐。一方面，國際產能合作與教育對外開放缺乏聯動，跨國交流機制不夠暢通。另一方面，國家層面缺乏專項支持，辦學成本基本由學校與合作企業承擔，影響了辦學規模和可持續發展。

　　不過，我國已建成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形成獨具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發展范式，有必要也有條件把職業教育打造成為服務全球的公共產品。同時，有必要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進“留學中國”品牌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經驗、發出中國聲音，增強我國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為此，在職教出海的過程中，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務求實效，以技能為紐帶鞏固“朋友圈”。職業教育對外開放具有天然優勢，是最有潛力“走出去”的教育類型。因為技能是中性的，更能給民眾帶來體驗直接、有顯示度的民生福祉，更容易被不同文化接受，更容易直達廣大民眾，更容易在海外落地生根。在職教出海過程中，要務實功、求實效，緊貼海外中資企業和所在國需求，通過培養培訓本土化技術技能人才，帶動相關國家當地就業和脫貧致富，著力培養心心相印的“一帶一路”建設者，擴大知華友華愛華群體，鞏固基層民眾“朋友圈”。

　　二是產教同行，以海外企業為依托規劃“路線圖”。我國是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貢獻者，境外中資企業數量已經達到4.6萬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8萬億美元。同時，海外企業也面臨著本土勞務人員技術技能水平較低的現實困境，而職業教育為中資企業人才本土化和構建良好的公共關系提供有效載體，兩者相得益彰，完全可以成為境外辦學的可靠合作伙伴。職業教育突破以往的校校合作模式，基于國際產能合作規劃教育“走出去”布局，產業發展到哪里、教育就支撐到哪里，企業辦到哪里、學校就建到哪里，在國際產能合作中找準位置、做大做強。

　　三是強化統籌，打造受世界歡迎的公共產品。職業教育境外辦學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組成部分，相關部門應當進一步加強統籌，加強聯動，統籌用好各渠道資源，在院校布局、辦學規范、資產配置、教師待遇、資金投入等方面給予指導和支持。將職業教育升級為促進國際產能合作、提升教育國際影響、服務國家外交大局和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資源，努力貢獻更多跨越地理限制、突破文化差異、融合發展需求的開放式、全球性、共享型公共產品。

　　面向未來，希望職業教育國際化走得更穩更實，探索適合國情、適應時代、備受所在國歡迎的職業教育對外開放新路徑。

　　(作者系山東省教育廳總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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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如何應對人工智能挑戰

　　李洪渠

　　“人工智能”是2023年年度熱詞之一。隨著ChatGPT、文心一言、WPS智能寫作、商湯SenseNova等人工智能工具的推廣和應用，人工智能對教育的影響已成為共識。

　　事實上，人工智能正深刻改變著社會生活方式和各類產業業態，改變著許多社會職業的性質、內容、工作方式、職業技能素質要求等，會催生一批新的工作崗位，同時會使一些工作崗位減少甚至消失，而改變最明顯的是技術技能型崗位，重復性、機械性的甚至是可預設動作的技術技能崗位逐步被“機器”取代，工廠車間再不是從前的模樣，無人車間越來越多。

　　顯然，作為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高職教育受到的沖擊和挑戰最大。高職院校如何應對，是一個緊迫又重要的大問題。

　　早在2017年，國務院印發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就提出要“建立人工智能多層次教育體系”“鼓勵職業院校和普通高校開設人工智能相關專業或課程”，超前部署構筑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先發優勢。高職教育工作者要敏銳地感知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充分認識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以積極的心態迎接新技術、接納新技術、應用新技術。

　　高職院校一方面要在人才培養方面適應社會職業變化帶來的勞動力結構的新需求，同時也需要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及時引進應用新技術，提高人才培養和技術研發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作為高職院校辦學的責任單元，專業建設面臨調整、改造和升級的緊迫任務。

　　設置什么專業、每個專業招收多少學生、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制訂、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設定、實習實訓條件建設和實施等，是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基礎性問題。面對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高職院校首先要考慮的是根據產業、職業、崗位變化調整專業設置，停辦面向的崗位群需求人員減少的專業。同時，對經過論證保留設置的專業人才培養目標進行重新審視，根據未來產業需要進行調整。

　　為了滿足各專業學生未來工作、生活和發展的需要，學校要引導學生將人工智能技術內化為通識技能。在日常教學中宣講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態勢和趨勢，國家有關法律規范和人工智能技術應用道德準則，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服務個人發展進步，免受其負面影響。還要將人工智能通識課程納入課程體系，組織學生學習人工智能基礎概念、應用案例、前沿技術、倫理風險和社會責任、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及技術應用等內容，系統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讓人工智能思維融合到不同的專業問題處理中，讓不同專業的學生從自身視角了解人工智能理論研究、應用開發等，引導學生積極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技術挑戰和倫理困境，啟發學生積極擁抱人工智能，培養職業通用能力，提升面對未來職場挑戰的能力。

　　人工智能將在很大程度上催生職業院校治理現代化的新范式，激發職業院校治理現代化的創新動力，重塑職業院校治理體系，從而帶動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人工智能也可以幫助職業學校更好地服務技能型社會建設。國家重視技能、社會崇尚技能、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是國家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總要求。受資源限制，人人皆學技能、處處能學技能、時時可學技能一直受到掣肘，職業學校并沒有成為區域或行業人人可去、處處可學的技術學習中心。

　　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將海量學習資源、虛擬實訓場景通過平臺提供給各地各類學習者，并可以通過動態追蹤監測記錄不同學習群體的學習過程軌跡，采集、分析和處理相關數據生成專屬的個性化“數字畫像”，從而為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生提供最適合的優質職業教育。人工智能技術賦能職業學校成為校園無限開放、服務對象和功能更加多元、便捷高效的技術學習中心，是職業學校未來應然態勢。

　　(作者系湖北職業教育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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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化轉型 高職要避免誤區

　　宗誠

　　作為“數字中國”的一部分，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是貫徹落實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先手棋。對所有高職職業學校來說，數字化轉型都是新鮮事物，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再加上數字化轉型本身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多數高職學校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問題，甚至犯一些錯誤，有些錯誤的代價會比較大。因此，高職學校要在轉型之際盡可能避免一些誤區。

　　誤區1“唯技術論”：認為數字化轉型僅是由技術驅動

　　部分高職學校認為數字化轉型僅是由技術驅動的，事實并非如此。雖然技術在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但這并不能說明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只需要正確運用技術，就可以實現數字化轉型。

　　無論是工業時代、信息化時代，還是數字化時代，變革和發展都是由社會需求驅動的，這些需求代表著用戶的利益。那么，教育若要真正實現數字化轉型，便要理解用戶也就是學習者，需要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基于數據洞察學習者，為學習者提供個性化的服務。

　　那么，職業教育又要如何洞察學習者？它確需將數據應用于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應用于“教、學、管、評”等職業教育教學活動過程的各個環節，依賴數據進行智能決策，而這也是數字化轉型的實質。另外，當學習者體驗到更多個性化服務后，也會對教育抱有更高的期待。因此，數字化轉型是用戶驅動的。

　　面對學習者的個性化需求，高職學校要堅持“需求牽引、應用為王”的原則，對學習者進行分層、分群、分類，為不同的學習者、在不同時間，提供全過程、智能化、個性化服務。這對于高職學校來說至關重要，雖無法為每一個學習者提供一對一的服務，但通過數據分析為學習者畫像，可以精準了解學習者的需求，快速為學習者提供相匹配的服務。這便是高職學校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教育教學服務的必要性，也是驅動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關鍵。

　　誤區2“孤芳自賞”：自認為信息化水平高，無須數字化轉型

　　有些高職學校自認為自身信息化基礎較好，地位牢不可破，未來發展前景可期，暫不需要費時費力進行數字化轉型。殊不知，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周期較長的變革潮流，作為一場技術變革勢力，它正在不斷向各個行業滲透，那些變革較慢的行業將在激烈的競爭中逐漸處于劣勢。這種情況之下，即使是信息化“水平高”的學校也應心懷憂患意識，認識到數字化轉型是一個長期、浩大的工程，應盡早布局、提早謀劃，積極思考數字化轉型的思路與方法，根據職業技術技能人才不同發展階段的能力提升需要，完善以校為主、市場參與的數字化資源開發機制，研發更加契合學生學習、學校教學的專業課程，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的有機銜接。

　　誤區3“置身事外”：認為數字化轉型是所謂高水平高職學校的事情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是實現數字技術與教育的完美結合，將數字技術應用到教育中，創新教育模式，推動智能化教育發展。數字化技術可以為教育提供更便捷，個性化的服務，從而改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局面。智能化是為了建立數字化業務流程，提升學習者的體驗，提高教育服務效率；個性化的目的是利用業務重構與創造新的數據驅動模式給學習者提供更好的服務和體驗。

　　從用戶服務的角度來看，數字化轉型與學校的規模及“水平”沒有直接關系。從當前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可以看出，國家已然將職業教育擺在了教育改革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中更加突出的地位。那么任何想要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生存下去，想要實現新的歷史跨越，增強自身的吸引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職業學校，都需要轉變傳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清晰認識到數字化轉型是必經之路。

　　對高職學校而言，應充分認識到數字化建設對教育發展彎道超車的正向拉動作用，數字化轉型是當前時代高職學校高質量發展的必備良藥。

　　(作者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