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紹林

　　數字社會、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產生深遠影響，給世界帶來巨大機遇。

　　近年來，中國從國內法治、涉外法治兩個方面大力推動人工智能治理。從國內法治來看，我們在網絡、數據、算法、算力、應用這五大基礎領域全面加強立法工作，積極穩步審慎推進人工智能立法治理。

　　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制定了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電子商務法、電子簽名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正在起草電信法、網絡犯罪防治法等法律。國務院制定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行政法規。國務院有關部門制發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科技倫理審查辦法(試行)等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

　　最近，《規范和促進數據跨境流動規定(征求意見稿)》正在公開征求各方面意見，旨在保障國家數據安全，保護個人信息權益的基礎上，進一步規范和促進數據依法有序跨境自由流動。

　　就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辦期間，我國發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包含發展人工智能應堅持“以人為本”理念；面向他國提供人工智能產品和服務時，應尊重他國主權，嚴格遵守他國法律，接受他國法律管轄；發展人工智能應堅持“智能向善”的宗旨，遵守適用的國際法，符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等十一條倡議。

　　一項顛覆性新技術的出現，總會對現行的社會秩序甚至法律秩序造成一定的沖擊。對技術革命引發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國采取積極、包容、審慎的規制策略。

　　我國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工作起步比較早，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我國綜合運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等規范方式，及時回應人工智能治理的需要。

　　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立法的主要特點包括：一是堅持黨的領導，黨中央總攬全局及時發布相關指導方針和政策規劃，為人工智能立法指明方向。二是充分發揮中國特色法律規范體系的綜合功能，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相互配合，發揮國務院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先行引導規范作用，立法條件成熟時再上升為國家法律或者行政法規。三是堅持問題導向，分類施策、穩步推進。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初期不倉促進行大而全的人工智能立法，而是針對突出問題制定單行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四是發揮地方立法的探索作用，逐步為國家立法積累經驗。

　　我認為，堅持以下五項原則，是把握人工智能發展新趨勢的有利著眼點和落腳點：一是鼓勵創新原則。人工智能立法必須把鼓勵創新作為首要原則，使我國能夠在人工智能領域走在世界第一方陣。二是促進發展原則。要為人工智能發展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促進人工智能在全社會各領域的廣泛應用。三是保證安全原則。安全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底線，要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保證網絡安全、數據安全，保護個人信息。四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原則。人工智能立法要促進技術向善，使人工智能造福廣大人民群眾，增進社會福祉。五是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統籌推進原則。

　　總之，我國要同世界各國一道，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推動人工智能產業創新發展，加快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攜手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來。

　　(科技日報 作者系中國法學會立法學研究會顧問、北京大學法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