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海洋資源衰退、出海成本增加，減船轉產已成為漁村的普遍趨勢。

　　輕量化的休閑漁業、水產品加工流通等附屬產業會成為未來很多退捕漁民的轉產方向。

　　但近海捕撈不會消亡。漫長海岸線上仍有500多萬傳統漁民，雖然本地年輕人正在退出捕撈，但沿海社區的經濟水平和相對較高的收入正在吸引更多的外來人口填補空缺。

　　本報見習記者 馮蕊

　　今年71歲的牛春霞從小在山東省煙臺市初旺村長大，往年9月初，為期4個月的黃渤海休漁期結束，歌舞聲中，百艘漁船離港，這是一年里漁民最重視的時刻。今年的開海節沒了，村民們加班加點搭好的臺子只得拆掉。她一打聽，傳言是因為核污水排放，開海不要“動靜太大”。

　　依傍國內四大漁場之一黃渤海漁場的初旺村，有著膠東地區最大的群眾性漁港。

　　當互聯網上充斥著對海鮮與漁業的焦慮，現實中的初旺村似乎顯得平靜。

　　余波是漫長的。隨著海洋資源衰退、出海成本增加，減船轉產已成為漁村的普遍趨勢。回不去的傳統漁業，將走向何處？

　　傳言波及的近海捕撈

　　8月底開始，網絡上傳言不斷：“海鮮究竟能不能吃？”“還有240天，就要到國內海域了。”一時間，不少消費者涌入海鮮市場，紛紛囤貨。

　　“現在行情很好，供不應求，一直在漲價。”海鮮經銷商吳宇杰說，近幾周，他幾乎沒有閑下來的時候。9月2日，他一天就賣了1200箱、79萬元海鮮。不少同行的訂單量直接翻了一番。直到9月8日，他眼看著上升的營業額逐漸趨于平穩。

　　近海捕撈是初旺村世代以來的支柱產業。但這里的生活與生意，似乎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影響。

　　“村里各種說法都有，是真是假，討論得對不對，啥也不知道。”牛春霞嘀咕，但9月以來，鮮少有村民再提這回事。

　　9月7日早晨7時，初旺漁港人頭攢動。漁民們支起遮陽傘、擺上泡沫箱，等路過的魚販物色、打包。幾小時后，這些漁獲就能運輸到批發市場、海鮮供應商和餐廳。

　　牛春霞的女兒劉曉麗在碼頭邊擺攤賣魚。她24歲結婚時，和丈夫買了第一艘船。兩人已經干了22年。

　　眼下她正焦心的是今年的漁獲產量比往年還要不好。“海里的資源越來越少，活更不好干了。”

　　此時，魚販張鵬和吳宇杰正在靠港的大船上挑選漁獲。一個半小時后，帶了5個籃子的張鵬只裝了一個半籃子的皮皮蝦，加起來總共5斤。不少挑魚的販子和村民，空著手掃興而歸。

　　“現在近海撈上來的魚都破破爛爛的。”吳宇杰說，除去小魚、品相不好的魚，能剩下十分之一就不錯了。

　　張鵬苦笑道，今天的遭遇是近幾年的常態，傳統漁業資源富足、收入頗豐的黃金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

　　漁民們目前感受到的是漁業資源的變化，正在影響著他們的生計與未來。

　　繁殖速度跟不上捕撈

　　1991年，3歲的張鵬每天在海邊消磨時間。他用手拎著魚線，往上一抬，每次能釣十幾條。“那時候，魚特別多。”他笑著回憶，釣到的每條魚都有將近半米長。

　　牛春霞說，2000年前，在初旺村，“搞魚的”和“種莊稼的”大概是五五分。劉曉麗一家決定買船，就是想著村里漁業資源豐富，能夠“靠海吃海”。

　　當時，劉曉麗和身邊的漁船為了提高捕魚的產量，紛紛買入“彩探”(彩色探魚器)。探視器的屏幕上，大魚是圓圈，小魚是三角形，密集的點是魚群，這樣一來，魚不管在哪兒，都能“一網打盡”。

　　她發現，有漁民想捕到更多的小魚，把標準漁網改成網眼只有一兩厘米的小漁網；船上捕到特別小的幼魚也不會放生，這些小魚上了岸沒法吃，就通知工廠拉走，去做飼料、加工品等喂牛喂羊，有些直接丟棄在碼頭地上。

　　“自然繁殖的速度，跟不上漁民捕撈的速度。”張鵬說道。巨大的捕撈量中，能利用的產量卻越來越少。

　　根據《中國漁業年鑒》，1990年國內近海捕撈量為594.4萬噸，1999年已增至1203.46萬噸，超過每年800萬噸的捕撈承載上限，其中30%是充當飼料的幼魚。研究顯示，在魚類成熟前進行捕撈，會讓魚種個頭更小，從而為了捕到更多魚，漁民們的網眼也在變小，形成惡性循環。

　　根據《中國海洋發展報告》，2000年前后渤黃海生物僅剩180種，比最早記錄的300種減少40%。因此，1995年，黃渤海開始實行伏季休漁期，從最初的2、3個月增至4個月。休漁期間，漁政部門會在近海投放各類魚苗。

　　盡管如此，張鵬覺得，“目前近海資源沒那么樂觀。”

　　劉曉麗提到，就拿小鲅魚來說，以前一趟船捕一萬多斤是常態，少說也有七八千斤，現在一趟捕四五千斤都是多的。她記得有一年開海，一輛車最多拉了3000多條鲅魚。“這么多年來，就那么一次。”她說，這幾天一輛車最多拉三四條鲅魚，“直接砍了1000倍”。

　　“魚的種類也在變少，很多魚沒了，像長江刀魚，還有的魚我叫不上來。”劉曉麗補充道，在碼頭，魚價“隨行就市”：漁船和魚販會根據市場行情商量一個統一的價格，各家開價根據魚的大小、品相略有浮動。物以稀為貴，產量小的話，行情自然就上去了。

　　“但魚價高不意味著能賺更多的錢，因為沒有量。”劉曉麗說，哪怕是一角一斤的小魚，五六萬斤和一兩萬斤掙的錢也相差甚遠。

　　如今，張鵬和吳宇杰指出漁民的無奈：一邊是產量下降，讓一些魚成了稀貨，但漁民的開價需要控制在合理區間；另一邊由于“好貨”不多，一些魚賣不完，漁民只得讓冷藏車低價收走。“統一就2元，總不能把貨放在港口，第二天就臭了。”張鵬說道。

　　正在飆升的出海成本

　　曾經，初旺村憑借漁業生產成了煙臺市的“億元村”，村里蓋滿兩層小樓房。劉曉麗記得，鼎盛時期，開漁期間的毛收入能達到五六十萬元。

　　“現在收入不低，但很不穩定，看老天吃飯。”劉曉麗說，近幾年，開漁期間的最低毛收入是20多萬元。

　　劉曉麗和丈夫用攢下的積蓄，從最早的一艘小木船，逐步換成小鋼殼船，5年前，他們終于買上向往已久的“大鋼殼”。“20多年，一直奮斗到現在。”

　　但她算了算“養船”的支出，嘆了口氣。

　　劉曉麗說，一艘大船的造價是400萬元左右，還得時常送到船廠保養、維修。大船不僅要送網、拉網，還要對漁獲進行分解、歸類的預處理，因此出海除了她的丈夫，還要雇13個工人。

　　“工人的工資年年漲。”劉曉麗指出，船長的工資是9萬元，輪機長、船長助手8萬元左右。三個半月的時間，她得發近90萬元的工錢。

　　她提到，現在船只出海的油費已經漲到近6000元一噸。這樣算下來，今年要拉200萬元的貨才能保本。平攤下來，每晚上得拉兩萬元的貨。近幾年行情不好的時候，一晚上的魚只能賣1萬多元，賣幾千元錢的情況也很常見。

　　“海里能撈的東西太少了，出海的成本卻在飆升。”張鵬記得，原先每艘漁船有燃油補貼，根據船的馬力、航行里程發放，跑得越多拿得越多。2009年時，他看到一艘小船每年到手的補貼至少有10萬元，有些大船能拿到60萬元。但此后燃油補貼逐漸減少，直至去年徹底取消。

　　“去年港口的漁船出海，七成在賠錢。”他說。

　　2018年前，劉曉麗每年剛過完年，大概正月十五，便會和丈夫去威海石島，北方最大的一個碼頭繼續出海，一直到休漁期再回煙臺。

　　正值冬天，有浪的日子里，海水拍打到甲板上下不去，結成厚冰，用鐵鏟也鏟不掉。出海最快是12個小時，最久要30個小時。三四個月的工作，能讓劉曉麗夫婦拿到10萬元的毛利潤，補貼給家里兩個孩子去外地上學。

　　“現在出去一趟說不定還虧本，就干下半年三個半月得了。”劉曉麗說，身邊越來越多的漁船正在縮減出海時間。不出海的日子里，很多人會去打打零工，她就在村里種植棗子、無花果，成熟后拿到攤位上賣，但終究不如捕魚“來錢快”“賺得多”。

　　“漁民還是離不開海，出海才有生活來源。”她強調。

　　看不見海，挺難受的

　　2011年，在北京念完大學的張鵬回到家鄉，恰逢煙臺開發區大規模拆遷。

　　他回憶，當時開發區要修建化工廠和運輸港口，原來鎮里有36個自然村，后來只剩下3個左右，其中初旺和蘆洋兩大漁村、初旺漁港被保留下來。許多漁民被分配在開發區市區的安置房，離海岸線有十多公里。

　　“一些人不知道干什么，沒什么技能，也受不了工廠的時間約束。”張鵬說，這些村的村委給部分漁民找到初旺漁港的關系，讓他們在當地租三到四個月的房子，能繼續“靠海吃海”。不過，更多的人因為距離遙遠、船位難尋，離開了行業。“很多人直接去化工廠上班，撤出去將近一半的船。”

　　張鵬的父親最早承包了30多條漁船，漁民來自被拆遷的村莊。這一年，張鵬眼看著20多條船的漁民都把漁船強制報廢，最后“只剩了4條”。

　　他苦笑，拆遷對務農的村民“肯定合適”，但對承包船的家庭來說“并不劃算”，經營利潤縮水到拆遷前的十分之一。“一條船一天起碼能創造100元的利潤，那20條船都是2000元，一點兒也不夸張。”

　　牛春霞年輕時在船廠為漁業生產隊編織紡繩。她描述，以前的船要比現在多一倍，清晨，海岸邊上的船一艘接一艘排著隊，一眼望不到頭。

　　“年輕人都去外頭找工作了，捕魚的年輕人極少極少。”牛春霞感慨，45、46歲，幾乎是漁民中最年輕的一輩。

　　高中畢業時，張鵬在父親的漁船上出過一次海。當時漁船上還沒有自動起錨的網機。6月烈日下，他和兩個漁民用手拽著漁網，一點點往上拔，一拔就是幾百米。“那次之后，我再也不想出海。”張鵬說，自己畢業后還是喜歡海邊自由懶散的生活，才選擇回到漁港，但更多的漁村后代會去上班或創業，離海越來越遠。

　　吳宇杰記得，當父親知道他想當海鮮經銷商，和家里的親戚說：“好好養的一個研究生，變成了一個魚販子。”劉曉麗的女兒告訴母親，“我想留在大城市里，給后代更好的生活。”

　　目前，根據張鵬的說法，初旺漁港的船大約還有150艘。

　　劉曉麗本來打算干到55歲為止，但現在，對未來更不確定。

　　“還能干多久，得看看海里的環境。”她和牛春霞聽說，這里之后可能要建高鐵站和集裝箱碼頭。“不知道兩個漁村還能維持多久。”牛春霞抱怨，住在村里，冬天燒不了暖氣片，出門上廁所不方便，但一說到搬，她連忙擺手：“不行不行，看不見海，真挺難受的。”

　　建設可持續漁業社區

　　漁業經濟學家樂家華，2007年回國后開始從事漁業研究。

　　他在調研中發現，近海捕撈的資源衰退、減船轉產，已經是普遍現象。

　　“誰也不能保證今天能捕多少，海里有這么多的船，大家都在捕，捕撈強度不上去，怎么賺錢？”樂家華坦言，漁業保護措施的落地有很多矛盾，綜合海洋污染、氣候變化等因素，近海漁業資源已經回不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水平了。

　　與此同時，他眼見漁業監管更加嚴格。除了休漁期的延長、對網具的數量和網眼大小進行限制之外，近年來，國內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試點配額捕撈：依據各種漁業資源的最大可捕量，評估當地經濟水平、捕撈能力等，限制漁民捕撈各類漁獲的數量。

　　據農業農村部數據，2022年，國內的近海捕撈產量已縮減到每年1000萬噸內。“沿海和近海的產量還會逐步下降，未來幾年都不會超過1000萬噸。”樂家華預估道。2022年的國內海水產品產量中，海洋捕撈產量僅占19.3%。與之對應的是，漁船數量從2010年的106.56萬艘減少到2022年的51.1萬艘。

　　不過，“漁民的轉產轉型，面臨一些難題。”在漁業非營利組織智漁工作的王松子說道。她曾跑過30多個漁村調查。“大部分漁民年齡大，文化水平比較低。”她發現，漁民捕撈的技能很難遷移到養殖等其他水產工作崗位上。內陸養殖對技術有要求，深海養殖的深水網箱投入太高，漁民個體很難參與。

　　樂家華見過有退下來的漁民去從事服務和養殖行業，但沒過幾年又回到了海上。多數人還是會青睞和海相關的職業。他和王松子都認為，輕量化的休閑漁業、水產品加工流通等附屬產業會成為未來很多退捕漁民的轉產方向。

　　“但近海捕撈不會消亡。”樂家華笑道，漫長海岸線上，仍有500多萬的傳統漁民，雖然本地的年輕人正在退出捕撈，但沿海社區的經濟水平和相對較高的收入正在吸引更多的外來人口填補空缺。

　　王松子盼望，隨著捕撈更加規范，漁業資源會慢慢恢復，漁民與海之間達到新的平衡，傳統漁業會重新煥發生機。

　　王松子表示，不確定的未來之下，應該引導漁民主動尋找新的機遇，建設一個更加可持續的漁業社區。

　　8月底，張鵬和好友開始制作簡餐，供應給附近新建的大學城。吳宇杰和村里的水產加工廠合作，漁民捕撈的皮皮蝦，經過村民的加工、包裝，很快會送往全國各地的商超和餐廳。

　　夜晚7時，從碼頭回來的張鵬終于和家人吃上晚飯，幾條買賣剩下的黃花魚，配上一打啤酒，“這就是海邊人家的日常。”

　　日復一日，龐大的漁業鏈條中，每一環都忙于生計，維持著海產品的穩定供應。(文中漁業從業者均為化名)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