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學技術的信息化、交往的網絡化、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問題”的凸顯，歷史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世界歷史，各個民族、國家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各個民族、國家的命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密切相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不僅具有了必然性、必要性，而且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正是在深刻把握世界發展趨勢和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而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又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和全球發展的貢獻者，決定了中國必然弘揚人類共同價值。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現代文明是在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從發展類型看，現代化可分為“內生型現代化”與“外發型現代化”兩種類型。從起始上看，中國的現代化屬于外發型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并不是由內部因素促成、內部創新引導的自然發生的過程，而是起源于對西方資本主義“堅船利炮”挑戰的回應，而且是伴隨著救亡圖存的民族復興運動起步的。中國的現代化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鴉片戰爭以來，實現現代化、造就中華民族新的文明形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著幾代中國人的奮斗與思考、光榮與夢想。

　　外發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突出矛盾，就是如何把握本國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外來文明與本國文明這兩種異質文明的關系。中國的現代化一方面要把握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特殊規律；一方面要吸收、借鑒外來文明的合理因素，并把外部傳導性轉化為內部創新性，另一方面又要變革傳統文化，并憑借傳統文化內涵的精神動力推進現代化。然而，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因為，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文明的演變也并非僅僅取決于文明本身，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社會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之所以沒有實現現代化，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轉變為現代文明，并不是因為所謂的中華文明的保守性、凝固性，而是因為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畸形的社會制度沒有得到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制度前提，并使中國現代化由外發型轉變為內生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開辟了廣闊的社會空間。

　　從社會形態上看，現代化經歷了資本主義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兩種形態。從歷史上看，現代化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動的，現代化在歷史上與資本主義化、“西化”具有歷史重合性。因此，在這種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現代文明又是同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以及資本主義的特性交織在一起的。在這種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文明是資本主義文明。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是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交織在一起的，而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并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文明是建立在消除階級對抗、資本與勞動對抗的基礎上，同時又吸收、借鑒資本主義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與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有機結合起來。這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態的“新”之所在，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之所在。

　　文明是文化的積累、結晶和積極成果，文化是文明的精神支撐。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應當也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造就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很多方面與現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相對中國傳統文化來說，屬于外來文化；可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屬于中國文化，造就的是新的文化生命體。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關鍵所在，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關鍵所在。這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態的“新”之所在，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之所在。

　　從歷史上看，西方社會先是經歷了市場化，然后是工業化，即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則幾乎是與市場化同步進行的。市場經濟不僅是資源的現代配置方式，而且是人的現代生存方式；市場經濟不僅是現代經濟運行機制，而且是同工業文明交織在一起的現代文明形態。當代中國實踐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在向世界的開放中，把現代化、市場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時空中進行，是面向世界、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并弘揚人類共同價值的新的實踐活動。“三重變革”“三位一體”，必將實現文明轉型，必將使中華文明轉變為現代文明，必將構成人類文明新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