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底色是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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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震云最近一次公開活動，是在第五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作為“大師班”的嘉賓。與他平行的另一場“大師班”嘉賓，是電影節“金椰獎”評委會主席、土耳其導演努里·比格·錫蘭。

　　穿著藍色T恤和深色外套、捧著保溫杯上臺的劉震云，在星光熠熠的電影節橫豎稱不上時尚。但作家在電影節，其實很有發言權，畢竟，正如其講座主題“以無聲的洪流改變有聲的世界”所示，文學是很多電影的母體。截至目前，劉震云已有《我不是潘金蓮》《一九四二》等6部作品被搬上大銀幕。

　　著名人士回憶童年時，往往有某些命中注定，但著名作家劉震云回憶童年，有些不太一樣。作為一個村里的孩子，村里的人日復一日地種過玉米的種子、小麥的種子、棉花的種子……唯獨沒人給他種下過“文學的種子”。

　　“我媽不識字，我媽的媽更不識字，到我這開始以文字為生，所以我和文字的關系就非常直接，沒有傳承的鏈條。我也沒想到在貧瘠的文學土壤上，我能種出一些大家覺得還不錯的莊稼。這確實是一個哲學問題。”劉震云說。

　　劉震云堅稱，自己的數學特別好，“我本來應該成為一個數學家，現在應該在普林斯頓大學帶博士生”。可惜中學畢業后沒法考大學了，直到1978年，20歲的他以河南省文科狀元的分數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我數學考了89分，是中文系里分數最高的”。因為數學好，才能上當時收分最高的中文系——這真是一件簡單又復雜的事情。

　　讀者看了劉震云的書，會覺得他是一個幽默的人。劉震云聲明，“那是沒有去過我們村，我們村誰都比我幽默”。關于幽默這件事，他的觀點是：幽默的道理一定比幽默的故事要高級，幽默的故事一定比幽默的情節要高級，“喜劇的底色是悲劇，悲劇的底色是幽默”。

　　劉震云有一個觀點，文學的底色是哲學，“一個作家的文學功底使他會寫書，但哲學功底能讓他把這個世界說明白”。劉震云并不否認文學，包括電影，是對生活的反映，但僅僅停留在反映生活的作品是沒有意義的，“生活在思考的地方停止了，這時候文學和電影應該把它撿起來”。

　　根據劉震云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改編的電影《一九四二》，豆瓣評分從電影上映到今天越來越高，達到8.2。“我要說的不是一個民族的災難史，而是遺忘。一件事很悲慘，但更悲慘的是對悲慘事件的遺忘。1942年在當時是被遺忘的，我們要一點一滴把它打撈起來。”

　　劉震云的作品已被翻譯成為30多種文字，跟隨這些譯本到世界各地做講座時，他經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你覺得自己哪部作品寫得比較好；他回答，哪部都寫得不好。

　　“我真不是謙虛。寫的時候自然是極力想寫好，但回頭看一定有寫得不好的地方，因為當時你沒有那個能力。恰恰如此，才能促使你下一部作品寫得更好。”劉震云說，“使人進步的并不是你取得了多大成績，而是你留下了多大的遺憾和缺陷。”

　　《溫故一九四二》出德文版時，劉震云到奧地利的一家書店交流。現場，當地一個中年女性站起來說，“不，不是死了三百萬人，是一個人死了三百萬次”。聽了這個話，劉震云很震撼：“如果我當時寫的時候，有這樣的一種認知，寫得一定會不一樣。”

　　與其他作家相比，劉震云與影視的關系顯然更緊密。除了作品頻頻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他還出現在一些相關綜藝節目，比如與導演陳凱歌等一起作為扶持青年導演的綜藝《開拍吧》的評委；他的女兒劉雨霖是一名導演，電影處女作即執導父親的作品。

　　有人問劉震云，為什么你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那么多？劉震云說：“很簡單，因為寫得好。”但他同時承認，文學和電影的區別非常大，“比如心理描寫，這對小說來說非常重要——世界上一些偉大的作品，如《追憶似水流年》，寫回憶餅干能寫幾十頁——但在電影中完全沒用”。

　　“電影是導演、演員、攝像、美術……他們的事，有時候我會去現場看看，但我只會干一件事，就是把小說寫好。影視和文學有極大不同，不會對我產生任何干擾。”劉震云認為，好的電影其實看不見導演，也看不見演員，看到的是作品中的人物，但又不只是人物，而是人物的內心世界。

　　在生活中，劉震云主要干兩件事：一件事是寫書，另一件事是讀書。劉震云有一個習慣，不管在任何地方，三亞也好，延津也好，巴黎也好，他喜歡在街頭坐著，看著眼前走過的成千上萬的人，“每個人的長相不一樣，懷揣的心事也不一樣。有的人走著走著突然笑了，有的突然哭了，這對我的寫作有很大的滋養”。

　　劉震云透露，2024年下半年或者更晚一些，他可能會有一本新書，肯定和以前的作品都不一樣，“不是要刻意創新，創新是因為你的認知又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