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慶柏（《江蘇文庫·史料編》主編，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江南”一詞，有地理學方面的意義，也有文化學方面的意義。蘇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纂的《江南舊志圖選》是“志說江南”系列叢書之一。“志說江南”包括了江蘇的南京市、鎮江市、常州市、無錫市、蘇州市、揚州市、泰州市、南通市，上海全域，浙江的杭州市、嘉興市、湖州市、寧波市、紹興市，安徽的安慶市、黃山市。這個范圍，兼顧了地理意義與文化意義上的江南。

　　地方志中的輿圖，是地方志的重要組成部分。“志說江南”計劃編纂、出版多種“圖選”，以滿足新時期“存史”“資政”“育人”的需要，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鳳凰出版社出版的《境域》《城池》，是《江南舊志圖選》中的兩種。筆者此文，就這兩種志書以及志書的功能試作分析。

　　圖以濟志之難達

　　我國古代非常重視地圖的繪制，南宋鄭樵說：“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通志總序》）。在地方志中繪制輿圖，是地方志纂修的傳統。嘉靖《永豐縣志》卷一“圖表”小序云：“圖以形之圖見，而地輿可坐知也。”嘉靖《固始縣志》卷一《圖像志》張梯識語也說：“圖像備而易簡之理得矣。今志首圖像，蓋欲使觀者形感而得之深也。”這些對輿圖的意義、作用作了概括的說明。

　　江南地區的地方志對輿圖同樣重視。光緒《溧水縣志》“凡例”云：“縣志以志地為最重，所以辨方輿、知險要也。志首必有圖，其疆域之廣袤，城垣之環繞，洵宜詳列。至若公廨之規模，山川之勝景，雖屬鋪張，亦資瀏覽。”光緒二十一年江蘇布政使鄧華熙撰《江蘇全省輿圖序》云：“茲圖之成，可以覈省并之規，可以辨廣輪之限，可以定偏高之度，可以明夷險之交，可以審潴泄之宜，可以識市集之盛衰，可以悉任使之輕重。”嘉靖《重修如皋縣志》則認為，方志有圖并非為觀賞“江山之秀麗”，而是有助于地方治理、教化。這些凡例、序文都對輿圖的作用作了簡潔而又概括的說明，強調了地方志中圖的重要性。

　　對輿圖的制作，江南地區同樣非常重視，而且有具體說明。同治四年，江蘇省輿圖總局頒布了由沈寶禾、吳汝渤等編印的《蘇省輿圖測法繪法條議》及其《圖解》。《條議》共二十則，包括測向羅盤、代弓繩、矩等工具及其制作、使用法，陸路、水路、山、城、太湖、各海口、方向等測量與標示法，上圖、繪法等方法。這是江蘇省第一部官方測量的規范圖解。同樣，地方志中對輿圖的繪制，也會根據一定時期繪圖技術的發展，提出切合實際的做法。如同治《蘇州府志》卷首《修志凡例》，用了五條專門指出地圖的繪制。其第一條稱：“舊志各圖，粗存大略，方位遠近，皆不可據。咸豐初，蘇城以防堵繪圖，始用新法，履地實測，成九邑全圖。同治初，奉旨繪蘇省全圖，郡設輿圖局，亦因其法，皆視舊圖為準。今參用兩圖，縮繪入志（局圖山水、橋梁、坊巷等名多用俗呼以取醒目，今仍之。）”第三條說：“各圖皆縱十三格，橫十八格。至每方若干里及若干步，則各圖不同。”介紹繪圖方法非常具體。

　　挈全綱 領要地

　　地方志輿圖的種類各不相同，最重要的是境域圖與城池圖。

　　一般情況下，地方志都會有這兩類圖。例如被李兆洛評為“法度厘然”“足為凡為志乘者之式”的宋代咸淳《毗陵志》，卷首所列“圖”就是郡治、郡城、郡境和當時所屬晉陵、武進、無錫、宜興四縣的縣境圖。這是我國現存較早的地方志之一，可見當時所重就是境域、城池兩類輿圖。再如嘉靖《江陰縣志》，卷首“圖”所列目錄，即縣境、縣城兩類。光緒《高淳縣志》卷首《圖記》寫道：“首四境，以挈全綱；而縣治、學宮，舉領要地。皆圖之所宜急。”這句話，概括說明了地方志輿圖中境域圖與城池（縣治）圖的重要地位。

　　《江南舊志圖選》出版《境域》《城池》兩編，正體現了這種挈全綱、領要地的重要作用。

　　地方志重視境域圖、城池圖，是由地方治理與政治資源在地方的相對集中等原因決定的。我國現存地方志主要是明清兩代的，明清兩代的地方政區一般實行府、縣兩級制，知府、知縣成為地方最重要的兩級行政官員。《清通志》卷六十九《職官略》記道：知府“掌一府之政，統轄屬縣，宣理風化，平其賦役，聽其獄訟，以教養百姓”。《清史稿》志九十八職官三記道：“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知府、知縣執掌雖有差異，但“靡所不綜”這一點則相同。正是這一點，需要知府、知縣掌握一府、一縣的全部情況，境域圖無疑可以為府縣行政長官提供最直觀、最全面的資料。

　　康熙《高淳縣志》卷一《圖紀圖說》道：“夫蒞官展采，欲周知封內廣輪之數，辨其山川，悉其利害，則舍圖無由矣。”說明了境域圖在考察、分析域情方面的重要作用。

　　以救災為例，江蘇是水鄉，境內江河縱橫，湖泊密布。發達的水系既有舟楫之便、灌溉之利，但亦易引發水災，所以自古以來治水即為治省第一要務。境域圖為治水、救災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例如宣統元年四月間，宜興、荊溪二縣暴發“蛟雨奇災”。受災最嚴重的為金泉、從善、五賢、成任四鄉。洪災發生后，地方人士實地調查勘測，拍照報告。其報告稱：“礪山在金泉鄉上方，距永豐鄉、張渚鎮十五里。”“其地當金永群山蛟洞八十六處之沖。”其余各處報告稱：“圩內平田六千數百畝，被災已閱三月，水尚不退。”“田可行舟，積水二尺至四五尺不等。”督撫根據呈送的攝影照片和報告，委派縣令等前往復勘。查此次災害波及之地，在《境域》依據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所選宜興荊溪全境圖中，均有標注。當然實際救災僅依據這個縣境圖是不夠的，但通過這個圖可以了解到受災地區的大致部位，也為后人查考提供了線索。

　　辨疆域 明紛爭

　　劃界問題一直是許多地方產生地域紛爭，甚至發生沖突的重要原因。例如劉莊、白駒二場，地處興化縣與東臺縣交界處，兩縣為其歸屬一直紛爭不斷，都認為行政區劃在本縣內。1917年，東臺成立修志局。縣志協纂袁承業依據《揚州府志》《中十場志》等，撰述《劉白屬東證明文件》，認為劉莊場、白駒場應該屬于東臺，對歸屬興化之說予以駁斥。針對袁承業此書，興化續修縣志局依據雍正及嘉慶《揚州府志》、咸豐《興化縣志》、嘉慶《東臺縣志》及《兩淮鹽法志》等記載，撰《丁草劉白疆域屬東駁議》一書，駁斥袁氏其說，明確指出劉莊、白駒，包括丁溪、草堰四場本為興化所屬。

　　撇開具體爭議不說，就《境域》所錄輿圖來看，嘉靖《惟揚志》之“今興化縣圖”，將劉莊場、白駒場、草堰場三地歸于縣圖中，萬歷《揚州府志》之“興化縣四境圖”標注“東至丁溪場”。再看《境域》沒有收錄的嘉慶《東臺縣志》，卷二《沿革表》記東臺置縣在乾隆三十三年，卷八《都里》“縣北”記有丁溪場、草堰場、白駒舊場、劉莊場。由此可見，在東臺置縣之前已有劉莊等場，其地屬興化。東臺置縣之后，此四場入東臺。可見袁承業與興化續修縣志局所說，均有依據。

　　此處自然無意介入以往的疆界之爭，但由此也說明《疆域》所錄輿圖，可為疆界爭議提供歷史憑據。

　　繪整體 資稽考

　　地圖的主要功能和繪制目的在于對地球的地表以及自然與社會現象的空間分布和相互關系進行圖形呈現。

　　我國古代實行的治理體系使得城市成為一切資源的集中地，而府城、縣城又是一府、一縣的中心，是一個行政區內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商業、服務業等中心。古代城池，是一個行政單位的中心，也是各類官署所在地。志書各圖對此均非常重視，會有明確標注。

　　例如清代蘇州府城，官署林立，有省、府、縣三級行政機構，還有各類專屬機構及駐軍機構，《圖選·城池》所選“蘇城全圖”，用插頁的方式完整地展示了蘇州城內各類官署的名稱和地理位置。在東北角圖中，有糧道、北織局等，西北角圖中，可見西大營、寶蘇局、守備、吳縣等，東南角圖中，可見長洲縣、元和縣、織造（織造衙門）、織局（織造局）等，西南角圖中可見巡撫、布政司、按察司、司獄司、蘇州府等。

　　寶蘇局是清代江蘇省錢局所鑄之錢，代字為“寶蘇”，其鑄錢局稱寶蘇局。糧道，即督糧道的簡稱，道員的一種，掌管漕糧督收、運輸等事務。《大清會典則例》卷四十二《戶部》記道：“分省漕司，山東、江安、蘇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設糧道一人”。“蘇城全圖”中所標“糧道”，即蘇松糧道衙門，管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等府及太倉州的糧務，后實際負責江蘇全省糧務。清代在江寧、蘇州、杭州三地設織造衙門，負責皇室所需紡織品之制造。蘇州城內有三處標示，即織造、織局、北織局，可見其重要。根據圖中所示，可以輕易找到各官署的地址，并找到與今地圖對應的位置。這些官署名稱等，在清人詩文集中常常被提及，這對文獻考訂、學術研究，乃至城市開發，都有重要價值。

　　人們通常認為，蘇州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城市，而“蘇城全圖”還顯示出蘇州城市也是一個行政中心。它不僅管理著蘇州府，還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著江蘇省，在政治上也有著重要地位。因此，這類地圖通過地理信息明確的空間位置，能給讀者形成一個整體分布狀況的概念。

　　記人文 述變遷

　　各地老地名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是歷史記憶的重要體現，是當地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城池》各圖中，可以看到許多富于歷史意義的老地名。如光緒《丹徒縣志》中的“舊城坊巷圖”，有一條水陸寺巷，巷名因水陸寺而得。在這條街上，有一座有一定影響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圖書館由鎮江陳濤、文昭夫婦創辦。受“九·一八”事變影響，陳濤認為要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利人救世，就必須喚醒民眾，故決定傾個人之全力創辦一所圖書館。圖書館在水陸寺巷西口購地二畝，興建館舍兩層，上下共六間。它鼓勵民眾走進圖書館借書，還附設無線電收音民眾識字班。從坊巷圖中，可以感受到這條街巷的古老。《江南舊志圖選》，為我們文化尋蹤提供了充分依據，也讓我們在閱讀圖志時能感受近百年前的暖意。

　　古往今來，城池的變化很大，《江南舊志圖選》中選錄的同一地區不同朝代的圖片，可以直觀地看到城池不斷擴展、延伸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社會發展的過程。芙蓉湖的變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芙蓉湖在武進縣東、無錫縣西北、江陰縣西南，也稱為“上湖”“射貴湖”“無錫湖”“三山湖”等。唐李紳詩云：“水寬山遠煙嵐迥，柳岸縈回在碧流。清晝不風鳧雁少，卻疑初夢鏡湖秋。”康熙年間任無錫知縣達十三年之久的吳興祚，編撰了一本《治湖錄》，其中寫芙蓉湖道：“此湖自唐宋元明之前本屬大川，為蛟龍出沒之處，汪洋浩蕩。”可見這本是一個碧波萬頃、煙波浩渺、氣象萬千的大湖。

　　而自明代開始，當地圍湖造田，導致水域面積大減，直到后來逐漸消失。這一情形，在輿圖中都有確切反映。如弘治《江陰縣志》卷十四《離合圖譜》列“宋志全境圖”中，西南角秦望山、焦山山麓，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很大的湖泊，名為“三山湖”。然而在反映修志年代縣域面貌的“今志全境圖”中，這個湖泊已經完全消失。縣志卷六《疆土·山川》記芙蓉湖道：“周圍一萬五千三百頃，又號三山湖。（原注：今皆壅漲為圩田矣。）”證實了芙蓉湖消失這個事實。其后修纂的嘉靖《江陰縣志》與此相類。縣志卷二下《山川》記芙蓉湖則謂“今皆為圩田”。1935年出版的芮麟等編《無錫導游》，亦列有芙蓉湖景點，但其解說詞道：“當年浩浩蕩蕩，今悉東南其畝，無復舊觀。”也是頗為無奈。古語有云，“滄海桑田”，這種巨大的變遷，輿圖是其見證。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許多地名亦發生了變化。《江南舊志圖選》對地名考證也有用處。例如在康熙《江南通志》的鎮江府圖、萬歷《重修鎮江府志》的鎮江郡屬總圖等圖中，大江中都有“順江洲”一個沙洲。今其地改名為高橋鎮。丹徒土地志編纂委員會編《丹徒縣土地志》云：今高橋鎮“至清乾隆年間，漸與北岸邗江縣的南新洲連接，稱順江洲”。鎮江市丹徒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鎮江市丹徒區志》第一章《地質、地貌》“順江洲（高橋鎮所在地）”條亦謂：“位于區境東北部長江中，成洲于明成化、弘治年間。清乾隆時，補沙、還沙等幾個小沙洲漸與北岸的南新洲連接，始稱順江洲。”

　　而從《江南舊志圖選》可知，萬歷《重修鎮江府志》、康熙《江南通志》均已見順江洲之名，可知乾隆年間始有此名的說法不正確。其實明人著作，如胡宗憲《籌海圖編》、茅元儀《武備志》等，都已有順江洲之名。

　　圖志亦有不足

　　《境域》《城池》各圖也有不足。如《境域》各圖由于涉及區域較廣，在位置標示上尚難以做到精細。再如《境域》中有三幅“靖江縣境圖”，其中第一第二幅分別選自萬歷《重修常州府志》和康熙《常州府志》。靖江設縣較遲，到明成化七年始置縣，屬常州府。《靖江縣志》修纂已在康熙年間。《境域》選用萬歷《重修常州府志》以顯示早期靖江的地理景況是可以的，但在已有康熙《靖江縣志》且其中也有“縣境圖”的情況下，仍用康熙《常州府志》則不妥。因為《靖江縣志》中的“縣境圖”與《常州府志》中的“靖江縣境圖”有重大差異。

　　靖江原是長江中的一個沙洲，名馬馱沙。明天啟年間，北大江淤塞，開始與北岸泰興接壤。在康熙《靖江縣志》的“縣境圖”中，縣境南面依舊是波濤滾滾的長江，而北面為靖（江）泰（興）界河（界河今仍在），兩地已經相連。但在康熙《常州府志》中，靖江四面依舊都被長江圍住。與此相同，靖江北面的地形、地名，兩幅圖也有許多差異。顯然《靖江縣志》反映的是現實的地理情況，《常州府志》依然是歷史上的情況，與實際情況已有很大差異。圖像要有時代性，這里用康熙《靖江縣志》當更為妥當。

　　雖然如此不足，《江南舊志圖選》的出版，仍為我們查考江南的地理情況提供了方便，也展示了古代輿圖繪制、出版的成就，值得充分肯定。

　　《光明日報》（2023年06月2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