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起褲腿，戴上草帽，推起小輪車，播下水稻種子……近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帶領6位院士和數百位專家學者來到云南省普洱市瀾滄拉祜族自治縣竹塘鄉，在田間為農民進行水稻旱作技術指導。

　　在去年黨的二十大代表通道上，朱有勇曾講述“水稻上山”的故事。一直以來，竹塘鄉存在高產水田占比少的問題，為了讓山區農民都能吃上自己種的大米，朱有勇決定在竹塘鄉創新推廣山區水稻旱作高產技術，“每年效益（一畝）增加了幾百元，2022年共完成水稻旱作播種8761畝，最高畝產788公斤”，這項技術促進了山區、半山區耕種的節本增效，還建立起了一道針對草地貪夜蛾的生態安全屏障。

　　朱有勇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稱呼——“土豆院士”，他教農民用冬閑田種上了冬季馬鈴薯，2018年還把鄉親種的馬鈴薯帶到了全國兩會的人大代表通道上。在瀾滄縣傳唱度很高的歌曲《蒿枝壩的花兒開了》唱道，“冬天洋芋美如畫，根深葉茂個頭大，家家都有致富花”。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朱有勇在瀾滄縣駐扎了8年，曾經貧困、閉塞的瀾滄縣變成了如今綻放“致富花”的地方。近日，朱有勇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說，一定要讓農民變成新型農民，讓他們有產業意識、技術意識，更有知識意識，“只有這種改變才是最根本的改變”。

　　“原來院士是和農民一起種地的人”

　　“一開始我們不知道‘院士’是什么人，只是經常看到他下地干活兒，還給我們講些農作物種植知識。”竹塘鄉蒿枝壩村村民李福記得第一次見到朱有勇的情景，“那天剛下過雨，他就站在田里看我們種的莊稼”。

　　2015年，中國工程院確定了瀾滄縣作為院士專家科技扶貧點，近60歲的朱有勇院士自告奮勇來到這里，并在竹塘鄉建起了“院士小院”。小院里常常擠滿從周邊村子趕來的農民，他們希望院士為自家的莊稼產量出謀劃策。李福心想，“原來院士是和農民一起種地的人”。

　　“這里曾經是一個不該貧困卻又很貧困的地方。”朱有勇回憶，那時瀾滄縣是國家深度貧困縣，村里房屋大多是透風漏雨的籬笆房，沒有一條水泥路能通往村子，各家各戶的糧食產量也不高。但當地的自然資源條件非常好，不僅土壤肥沃，降雨量也適合農作物生長。他下定決心，要為這里做點兒事情。

　　不過，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成功。曾經，朱有勇想發展林下養雞，養了2000只雞但賣不出去；想發展林下種菇技術，但當地野生菌非常豐富，銷量也不如預期……

　　“我們科技工作者就是要去研究不同生態環境條件最適合種什么作物，把作物種在最適合的地方，進而發展出一個產業。”幾番失敗后，朱有勇意識到要帶領村民種植“賣得出去”的農作物。

　　在瀾滄縣的田野上，朱有勇帶領團隊研究出了冬季馬鈴薯種植技術、給葡萄“打傘”的避雨栽培技術，還解決了三七種植的“連作障礙”，一項項科技成果變成讓村民致富的“硬實力”。

　　過去，瀾滄縣一直存在教育起步晚、民眾受教育程度低的問題，大部分初中畢業生未接受過任何職業技能培訓直接流入社會，很多人往往因為不具備專業知識能力再次返鄉務農。

　　2017年，朱有勇在瀾滄縣開設中國工程院科技扶貧技能實訓班。在這間田野上的“大教室”中，學員都是當地的農民，每上完一堂課，都要按照老師留的作業去種一畝土豆、一畝田七、一畝葡萄，考試成績依農作物產量和個頭評測給出。

　　這里還開設了電子商務、營銷學等課程，朱有勇說：“從這里‘畢業’的農民不僅讓自己的家脫了貧，甚至把整個村子的產業都帶動起來了。”

　　李福就是靠在這間“教室”里學到的知識實現了馬鈴薯規模化種植，開通了網絡銷售渠道。不到兩年的時間，家庭人均收入成倍增長，還蓋起了新房子。

　　“我們看到了知識的重要性，每個家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家對未來的生活越來越有信心了。”李福說。

　　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經常有年輕人問朱有勇，發表那么多科研成果的秘訣是什么？

　　“我做院士也好，當教授也罷，歸根結底我還是一個農民，一個會用科技種莊稼的農民。”朱有勇于2004年擔任云南農業大學校長，不過兩年后便辭去校長職務，潛心農業科研。他認為，“我做科技工作者會做得更好”。

　　去年，根據朱有勇的經歷改編的電影《農民院士》上映。片中，朱有勇帶領團隊用10多年的時間攻克了三七易生病、無法連續多年種植的難題，有企業愿出高價購買這項技術，朱有勇卻決定將其毫無保留地留給農民。

　　“這一幕是真實發生的。”朱有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想讓大家都吃上安全的糧食，如果這項技術變成賺錢的工具，我接受不了，也沒有任何意義。”

　　他記得，小時候自己的村子里很多人都吃不飽飯。后來，村里開始引進化肥提高莊稼的產量。從那時起，朱有勇的夢想就是當一個農業科學家。

　　1977年恢復高考，朱有勇考入云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專業。從田間地頭來到大學課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道自己答不出的問題——追溯世界農業歷史，依賴化學農藥控制病害不足百年，在幾千年傳統農業生產中，利用什么控制病蟲害？

　　在當時網絡還不發達的年代，朱有勇只能靠書本和實驗慢慢摸索答案。在一次走訪調查中，朱有勇發現，只種糯稻的田地里出現了大面積發黃的現象，幾乎沒有收成，而另外幾塊與雜交稻共同種植的糯稻田卻沒有“生病”。

　　同樣的品種，為什么采用不同的種植方法，就能出現截然不同的生長情況？朱有勇覺得這就是問題的答案。不過，科學實驗之路并不容易，朱有勇在那塊試驗田干了7年，沒有任何進展。迷茫之際，朱有勇踏上了去海外尋找答案的道路。

　　在國外留學期間，朱有勇第一次見到了上百畝的試驗田，那時候他才知道農學生態實驗必須要有大面積的重復種植實踐。回國之后，朱有勇便立即投入新一輪的實驗，他向云南省申請了2000多畝試驗田，第二年將其擴大到5000多畝，第三年又繼續擴大到兩萬畝。終于，實驗成功了！

　　在朱有勇看來，這項科學實驗的經歷改變了自己的一生。從院士到扎根田野間的“農民”，朱有勇說：“我只寫出兩篇論文，一篇是20年前從2000畝試驗田擴大到兩萬畝的實驗成果，另一篇就是寫在祖國大地上的論文。能幫千千萬萬農民解決吃飯問題，才是做實驗、寫論文的意義。”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許子威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