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19.2萬余件館藏文物史料、1216套6318件國家珍貴文物，記錄著任何淡化、粉飾、歪曲、否認都不可改變的歷史真相。

　　外國人鏡頭記錄下的屠城影像、侵華日軍拍攝的戰場照片、250位侵華日軍士兵的口述音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呈堂證供……《為了共同的記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海外征集藏品展》將于12月13日在南京拉開帷幕。記者提前探展，揭秘文物史料背后的故事。

　　約翰·馬吉影像

　　南京大屠殺期間，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用一架16毫米攝影機，悄悄地將鏡頭對準了遭受日軍暴行的南京市民，記錄下日機轟炸南京、日軍搜捕青壯年、日軍暴行受害者在醫院治療等珍貴畫面。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約翰·馬吉不僅出庭作證，其拍攝的影像資料也成為呈堂證供。

　　左上圖：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南京大屠殺暴行所用的電影攝影機；下圖：約翰·馬吉的膠片盒等文物；右上圖：約翰·馬吉塑像及1938年5月美國《生活》雜志刊登的10幅由約翰·馬吉膠片翻拍的南京大屠殺照片。（拼版照片） 新華社記者 孫參 攝

　　1991年，美國“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會長邵子平，在約翰·馬吉之子大衛·馬吉家中地下室發現了膠片。2002年，約翰·馬吉的攝影機及部分膠片由大衛·馬吉捐贈給紀念館，后于2015年入選《世界記憶名錄》。2019年，經過進一步的挖掘整理，37分鐘版的馬吉影像入藏紀念館。

　　“37分鐘是目前已知時長最長、內容最全的版本之一，比如在南京鼓樓醫院接受救治的受害者數量、幸存者伍長德的動態影像、幸存者夏淑琴親人遇難的現場等，極具文物和文獻價值。”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說。

　　堀越文夫相冊

　　2008年5月，一個名叫岡崎俊一（化名）的日本人來到紀念館捐贈了一本相冊。他說：“這是第一次拿給世人看。”

　　這本相冊來自他的父親堀越文夫。1937年，日本銀行職員堀越文夫被征召入伍，編入侵華日軍第一〇一師團第一四九聯隊，當年9月他從上海登陸，曾參與進攻上海和南京, 收集保存了日軍侵略中國的相關照片。此后，堀越文夫在江西患肺結核，1939年回到日本。

　　相冊內共有125張泛黃的歷史照片，其中5張照片直接反映了南京大屠殺暴行，包括南京紫金山下中國人尸體堆積如山，日軍在南京中華門懸掛“祝南京陷落”等標語，日軍士兵持步槍刺刀站在中國人尸體旁炫耀等。

　　專家介紹，當時日軍對官兵從中國戰場回國實施清查制度，不允許官兵私帶戰場照片等物品回國。岡崎俊一表示，或許正因那時父親生病住院，才未受到軍事當局的檢查而保存了這批照片。

　　250名侵華日軍士兵的口述資料

　　“我不想說”“你回去吧”……1997年日本小學歷史教師松岡環開始調查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時，“南京健忘癥”出現在許多侵華日軍士兵身上。這沒有阻擋松岡環調查下去的決心，最終留下了250名侵華日軍士兵的口述資料，而其中只有3人是真心悔過。2006年，松岡環將這批珍貴的口述資料捐贈給紀念館。

　　幾十年里，調查采訪受害者和加害者，向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各國人民講述南京大屠殺歷史，占據了松岡環生活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面對日本右翼分子的攻擊和威脅，松岡環說：“正義和良心驅使我這樣做。”

　　“如今，南京大屠殺的加害者大多已經去世，這些口述也成為加害方最后的自白。”紀念館負責人表示，南京大屠殺實施者的口述史，與受害方幸存者、第三方歐美人士的口述相互印證，還原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細節。

　　諾蘭檔案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名檢察官來自不同國家。其中，加拿大檢察官亨利·諾蘭，負責審理日本甲級戰犯、南京大屠殺慘案元兇松井石根。他帶領檢方收集了大量證據指控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殺暴行中負有主要責任，不斷戳穿松井石根的謊言，將松井石根定罪。

　　旅加華人余承璋從2017年起開始收集整理出33冊3000多頁“諾蘭檔案”，包括諾蘭生平資料、證書和手稿等，并于2019年捐贈給紀念館。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表示他對南京大屠殺一無所知，但事實不會因巧舌如簧而消失。”紀念館負責人表示，諾蘭檔案進一步彰顯了南京大屠殺歷史早有法律定論，不容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