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2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出版了原稿影印版的《戴密微教授與饒宗頤教授往來書信集》（以下簡稱《書信集》），刊布了兩位學者交往20余年中共80封往來書信。這些珍貴的書信見證了中外學者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交流與互鑒，更是國際敦煌學史研究的珍貴檔案。然而，這本《書信集》出版后并未能在學術界引起足夠的重視，戴密微教授信件的原文亦鮮見譯文披露，這無疑是敦煌學研究的一大遺憾。今天，我們再次閱讀這些余溫長存且承載著歷史記憶的書信，必將幫助我們對國際性顯學——敦煌學的發(fā)展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

　　《書信集》第一、二部分為“戴密微教授致饒宗頤教授書信”，寫信時間自1957年1月26日至1978年6月26日，共收錄45封，原件由饒宗頤基金會保管。其中法文信14封、英文信30封、法英文各半的信1封。15封為手寫件，其余的為打字稿。第三部分為“饒宗頤教授致戴密微教授書信”，時間自1966年8月17日至1978年10月11日，現(xiàn)存共35封，均為中文手寫，原收藏者為戴密微的女兒。

　　細讀這些信件，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敦煌學的發(fā)展離不開中外學者的共同參與、通力合作。戴密微與饒宗頤結識于1956年8月在法國巴黎召開的“第九屆國際漢學大會”上。作為法國漢學、敦煌學大家的戴密微十分關注饒宗頤的研究情況。在1957年1月26日戴密微與饒宗頤的首次英文通信中，戴密微向饒宗頤的慷慨贈禮表達感謝，據(jù)筆者查證，饒宗頤所贈禮物就是1956年出版的《巴黎所見甲骨錄》。會議結束后，戴密微邀請饒宗頤同游巴黎，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內，饒宗頤第一次閱讀了敦煌曲譜，這為此后二人合作出版《敦煌曲》埋下伏筆。在1962年12月24日的通信中，戴密微提到關于“敦煌曲”研究的內容，信中寫道：“我懷著極大的興趣，期待看到你關于敦煌曲和佛曲的論文”。1970年10月16日，戴密微在法文信件中表達出對《敦煌曲》出版進度的擔憂：“我們的敦煌曲還沒有更多進展！……敦煌畫的照片很快會發(fā)給您……當然，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書法寫文字就更好了。”

　　戴密微在77歲高齡時，對親自從事《敦煌白畫》的編譯工作已覺力不從心，于是，他在1971年4月27日的法文信件中對饒宗頤說自己“身心疲憊，已力不從心”。1972年2月9日，戴密微在來信中逐一安排好《敦煌曲》新書分發(fā)事宜，同時牽掛著饒宗頤《敦煌白畫》的研究進展。根據(jù)《書信集》所收錄信件的時間線索，饒宗頤在1974年12月23日用毛筆寫信向戴密微匯報了正在為法國遠東學院進行的三項研究工作，其中第二項是關于敦煌的研究內容。在1975年4月2日，戴密微信中提到他們組織了一個官方的研究小組，研究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中的敦煌手稿。此后的每封信中，饒宗頤都會談及《敦煌白畫》的完成進度。如1975年7月25日饒宗頤給戴密微的去信中說道：“李克曼兄之《白畫法譯》已完成大部分。”通過以上信件我們可知，《敦煌曲》《敦煌白畫》等學術成果是在兩位先生的相互幫助、鼎力合作之下完成的，同時也是因為后繼有人不斷接力才使敦煌學聲名鵲起，成就斐然。

　　細讀這些信件，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自1900年6萬余件敦煌遺書流失海外，給中國學者造成巨大的創(chuàng)傷和困難。饒宗頤在《敦煌曲引論》中寫道：“承戴密微教授取得影片，俾資補錄，尤為難得。”這里的“影片”是指戴密微向其提供了較為難得的蘇聯(lián)科學院所藏之敦煌曲詞《還京洛》《長安詞》的照片。關于這些照片，1967年5月28日戴密微在法文信中談道：“我終于收到了列寧格勒的縮微膠卷,并剛剛通過空運的方式將它們給您郵寄過去了。這是俄羅斯人第一次將他們寶貴的敦煌復制品送到國外,我希望這第一個舉動（能）被其他人所跟隨（效仿）。”

　　眾所周知，1900年6月莫高窟藏經洞被發(fā)現(xiàn)后，大部分文獻先后流散至英、法、俄、日等國。而流散文獻遲遲得不到公開，不僅給我國學者帶來諸多困難，也制約了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步伐。

　　細讀這些信件，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中外學者在敦煌學研究中都具備力求窮其源流的治學態(tài)度。在1968年12月26日的英文信件中，戴密微提出：“今天上午，我已把《敦煌曲》的全部材料交給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的印刷機構。”同時，戴密微請饒宗頤抽時間回答他寫在另一張紙上的問題。這封信的內容說明饒宗頤對戴密微在翻譯他們合作撰寫、出版《敦煌曲》時提出的問題肯定是給予了答復。但遺憾的是，本書信集未收錄戴密微列有那些疑難問題的附件，也未能收錄饒宗頤的回復。在這封信的后半段，戴密微寫道：“我想這部《敦煌曲》將是部質量上乘的著作，同時我也希望你將不會忘了另一部關于‘敦煌白畫’的書。”同時，戴密微表達了自己的請求：“我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希望能像第一部那樣在我有生之年為其出版盡一份力。”

　　而對于戴密微心心念念的《敦煌白畫》，1976年6月17日，饒宗頤開篇即說到一幅畫作的內容辨識問題，還有兩封饒宗頤給戴密微的去信說道，白畫“若干小疵，均已經改正……”從以上信件內容我們可見中外兩位學者治學“窮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求知態(tài)度，樊錦詩先生稱饒宗頤“先生身上體現(xiàn)出了學術宗師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風范”，大力推動敦煌學的發(fā)展，也使饒宗頤成了國際敦煌學的有力推手和卓越領袖。

　　兩位先生書信來往共同探討敦煌學研究的這一時期，正是中國內地的研究停滯階段，而以饒宗頤先生為代表的港臺地區(qū)的學者異軍突起，才使得中國與英、法、俄、日等國的敦煌學交流未曾中斷，保持了延續(xù)。《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一書指出，《敦煌曲》不僅為敦煌曲研究構建了理論框架，對后來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論意義，在國內外具有很大影響。而《敦煌白畫》以考察法藏敦煌白畫為中心，進而探討了白畫淵源、發(fā)展脈絡及其在繪畫史上的地位，可以說是首次對這批材料做了系統(tǒng)的深入研究。這部著作視野開闊，立意高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