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美國科學家尼克·何倫亞克及其所在的通用電氣團隊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發光二極管（LED），將光能直接轉化為電能，掀起了繼白熾燈之后照明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60年后的今天，有著更高亮度、更長壽命且更節能的LED燈已經點亮全世界。

　　基礎科學不只用這一種方式照亮人類社會。

　　從200年前差分機的發明，到150年前人類首次海洋探險，再到50年前抗瘧原蟲藥物青蒿素的首次提取……基礎科學一直在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

　　作為許多基礎科學研究的歷史節點，2022年被聯合國定為“基礎科學促進可持續發展國際年”（以下簡稱基礎科學國際年）。

　　“基礎科學具有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潛力，有助于我們實現更智慧的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駐華首席代表夏澤翰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基礎科學是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希望中國科學界的各位同仁緊緊抓住基礎科學國際年的重要契機，堅持開放共贏，深化務實合作。”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國際年指導委員會委員陳發虎表示。

　　放眼全球，加足可持續發展“馬力”

　　從1957年國際地球觀測年開始至今，聯合國已經歷64個國際年。其中，許多國際年主題都與“科技”相關，如21世紀以來的國際物理年、天文年、化學年、光年……

　　究其原因，夏澤翰表示，基礎科學及其技術應用為應對普遍獲得糧食、能源和通信技術等重大挑戰提供了基本手段，使我們能夠了解目前近80億人對地球的影響，并采取限制行動。“它們有時甚至能減少這種影響，如臭氧層的損耗、氣候變化、自然資源的損耗、生物物種的滅絕等等。”他舉例說。

　　2021年12月2日，聯合國第76屆大會再次確認了這一點。

　　大會指出，“基礎科學的應用對于醫學、工業、農業、水資源、能源規劃、環境、通信和文化等領域的進步至關重要……我們需要更多的基礎科學來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及其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此次大會還將2022年設定為基礎科學國際年。這是聯合國歷史上首次應成員國的要求，以基礎科學作為國際年主題，強調基礎科學對研究、教育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錯綜復雜、相互依存的當今世界，任何機構或個人都不可能獨立應對經濟、環境、科技和社會等領域的挑戰。”陳發虎說，在新冠疫情和部分國家單邊主義思維盛行的影響之下，國際年活動有助于凝聚全球共識，共建更加美好可持續的世界。

　　夏澤翰也認為，具備基礎科學的能力，既符合發達國家的利益，也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根據2021年6月教科文組織發布的科學報告《與時間賽跑，爭取更智能的發展》，當前全球經濟正在向以綠色、數字驅動和知識為基礎的發展模式轉變。全球研究人員數量持續增長，但地區間存在顯著不平衡，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仍然嚴重不足。五分之四的國家用于研發的資金不到GDP的1%。可持續發展科學尚未成為主流。

　　“基礎科學的研究需要跟進，優先考慮可持續發展，以確保追求先進技術和可持續發展齊頭并進。”夏澤翰說。

　　據悉，基礎科學國際年開幕式將于7月8日在UNESCO總部巴黎召開，閉幕式將于2023年夏季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總部舉辦。UNESCO作為基礎科學國際年牽頭實施機構，將組織系列活動，促進國際對話以及包容性的全球合作，應對全球挑戰。

　　夏澤翰希望，通過這些活動讓公眾，包括決策者、工商企業、國際組織、慈善基金會、大學、教師、學生、媒體在內的所有利益攸關方，認識到基礎科學的重要作用，為獲得在可持續發展框架內改善人類福祉的新發現創造機會。

　　立足中國，提供發展模式和經驗

　　作為一名水專家、工程師和環境科學家，夏澤翰與中國科研部門和科研院校有著密切的聯系。

　　“隨著中國進入創新的新時代，基礎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是夏澤翰的切身感觸。他向《中國科學報》舉例說，幾十年來，中國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持續增加，到2021年相關投入已達1696億元（260.9億美元），約占研發總投資的6%。

　　“作為科學努力的一部分，中國已經建造了粒子對撞機、望遠鏡和宇宙飛船。我相信，中國可以在今年的基礎科學國際年開幕式大會上發揮重要作用，分享中國利用科技力量支持可持續發展的發展模式和經驗。”夏澤翰說，中國還可以促進國際科學合作，履行加強多邊主義的承諾，這是當今世界迫切需要的。

　　“基礎科學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也是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根據。”陳發虎向《中國科學報》表示，近年來，基礎研究在我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

　　例如，在宏觀政策層面，國務院及科技管理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重磅支持文件，基礎研究十年規劃進入實施階段；在科研平臺方面，國家實驗室體系加快建設，全國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方案編制完成；在體制改革方面，科研項目和經費管理改革取得新突破，探索了“揭榜掛帥”“賽馬”“首席科學家負責制”“青年科學家項目”等新機制，從整體上增強原始創新能力。

　　陳發虎同時表示，也應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依舊存在“卡脖子”問題，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短板和弱項問題依舊突出。

　　“追根溯源，還是基礎研究能力存在薄弱環節。”陳發虎說。他認為，其原因包括基礎研究總體投入仍然不足，我國研發經費支出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的正梯形結構，基礎研究比重長期低于5%，近年來雖已達到6.09%，但仍明顯低于美、日、法等科技強國。為此，一是中央財政要持續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二是要制定政策激勵企業和社會力量增加對基礎研究的投入。

　　從國內來看，陳發虎認為，開展基礎科學國際年活動有利于拓展國際合作渠道，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新形勢下開創全球科技合作新局面；同時有助于提升整個社會對基礎科學重要性的認識，逐步形成政府、社會和企業多元投入基礎科學研究的機制和文化；還有利于樹立中國創新型國家和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以“創新的精神、綠色的理念、務實的實踐”在全球可持續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勇擔使命，發揮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據悉，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中國科學院是國內唯一的基礎科學國際年指導委員會委員單位，并將作為國際年咨詢委員會和指導委員會“雙委員”，應邀成為國際年的“中國節點”參與相關工作。

　　“這是榮譽，更是責任。”陳發虎說。

　　基礎研究是中科院的立院之本、發展之基。作為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長，陳發虎表示，在中科院7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基礎科學始終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于推動知識進步、支撐國民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十分顯著的作用。

　　例如，50年前，中科院組建了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拉開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的序幕，初步探討了有關青藏高原形成演化與資源環境等理論問題，為青藏高原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

　　30年前，中科院計算所研制出智能型英漢機器翻譯系統IMT/EC（IMT/863），為我國及其翻譯技術進入國際市場開辟了道路。

　　20年前，中科院基因組信息學中心（基因組所的前身）的科學家完成全球第一張農作物的全基因組精細圖——秈稻基因組序列精細圖的繪制，給基因表達、遺傳育種研究帶來質的飛躍。

　　10年前，中科院高能所牽頭的國際合作研究團隊在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中發現了中微子震蕩模式，標志著我國中微子實驗研究從無到有步入世界前列。

　　2021年，中科院專門出臺了基礎科學十條，加強相關研究。

　　“在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上，中科院面對新形勢、新要求，進一步明確基礎研究的定位和導向，以國家戰略需求和科學前沿重大問題的基礎研究任務為牽引，持續優化基礎研究布局，大膽創新組織管理模式，系統構建基礎研究生態體系，持之以恒帶動全國基礎研究工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陳發虎說。

　　他表示，中科院作為“雙委員”將與國內相關部門協同配合，充分發揮在多學科、多領域的基礎科學研究優勢，統籌院內各個單位的優質資源和力量，積極參與國際年活動，在推動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基礎科學研究及應用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他本人作為國際年指導委員會中科院代表將加強與國際年指導委員會及其秘書處的溝通聯系，認真履行委員職責，為我國面向國際社會展示基礎科學研究成果、分享中國科學發展的理念和智慧，爭取更多機會。

　　同時，作為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陳發虎表示，他將帶領地理學會更好地發揮國家級科技社團的作用，圍繞國際年的主題，在組織國際研討會和青年科學家培訓班方面進行探索。

　　“科技創新是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關鍵變量，基礎科學研究又是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陳發虎期待，以基礎科學國際年活動為抓手，充分發揮“中國節點”的關鍵作用，與全球科技界攜手共進，全方位加強國際科學合作，切實為基礎科學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做出實質貢獻。

　　“基礎科學可以通過科學外交、大型合作以及一個共同的理想——提高知識來促進和平。作為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我們需要牢記，基礎科學對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夏澤翰說。

　　　　記者 馮麗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