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臨汾是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之一。10萬年前，汾河谷地的丁村人點燃人類早期文明火種；4000多年前，崇山腳下的陶寺建起宮殿和城市；2600年前，晉文公在這里成就霸業……

　　在風光旖旎的汾河畔，青松翠柏環繞間，以“日月相抱”為造型的臨汾市博物館盡顯優雅大氣。它的設計理念源于象征“日月同輝”的陶寺古觀象臺，2018年一開館，便成為眾多文博愛好者競相打卡之地。

　　臨汾市博物館現藏文物15萬余件（套），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01件（套），尤以青銅器、陶瓷器、木版年畫等最具特色。博物館基本陳列“表里山河”包括“遠古足跡”等4個展廳，從遠古到明清，將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鋪展開來。

　　追溯遠古足跡

　　“遠古足跡”展廳通過對丁村遺址、柿子灘遺址、棗園遺址等考古成果的深入解讀，展示了早期智人在臨汾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漫長歷史。

　　丁村遺址位于襄汾縣城南5公里，是新中國成立后在北京周口店以外發現的首個大型舊石器時代遺址。1954年秋，由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裴文中、賈蘭坡率領的考古隊，在汾河畔的厚厚砂層中發現了3枚智人牙齒化石、28種動物化石和2000多件10萬年前的石器工具，填補了中國歷史上早期智人和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空白。

　　“這是3枚丁村人牙齒化石的復制品。這些牙齒呈鏟狀，鏟狀牙齒正是黃種人的特征。”臨汾市博物館陳列展覽部負責人梁軍介紹，丁村人的化石非常少，但對于了解中國古人類的連續演化進程非常重要。丁村人屬于早期智人階段，上承北京人，下啟山頂洞人，處于向現代人進化的關鍵階段。

　　3組展柜中分別展示了丁村文化早中晚期的石器。早中期比較典型的是石片、三棱大尖狀器、石球、刮削器等，晚期出現了融入以燧石為主的精細原料制作的細石器制品。梁軍介紹，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石料更加優質，器形更加規整，類型更加豐富，以細石葉工藝為特征的細石器產品占據主流地位。

　　吉縣柿子灘遺址是距今2萬-1萬年間面積較大、堆積較厚、內涵較豐富的一處原地埋藏遺址，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展廳里有一組柿子灘遺址出土的石磨盤和石磨棒，表面磨蝕程度較高，殘留物和使用痕跡表明，它們兼具食物加工、裝飾品磨制和顏料研磨等功能，其中加工野生谷物的痕跡，透出農業生產的曙光。

　　棗園文化距今7000-6400年，是目前山西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遺存。棗園遺址的陶缽、陶盆和房屋基址圖、房屋模型等，顯示當時的人們已經過上農業定居生活。

　　解讀陶寺文化

　　在第二展廳入口處，一件彩繪龍盤引人駐足。它出土于襄汾縣陶寺遺址，質地為灰陶，盤內用紅、白兩色繪出團龍，紅色表現龍頭和盤曲的龍身，白色表現鱗片，口中還吐出枝杈狀芯子。

　　“陶寺遺址的早期王級大墓共出土4件彩繪龍盤，這是其中1件，也是我們的鎮館之寶。”梁軍介紹，陶寺龍盤很可能是當時人們祈雨或祈求豐收時使用的禮器，是神權與王權結合的產物，也是華夏民族“龍的傳人”的代表。

　　陶寺位于今山西省南部臨汾平原，東臨汾河，背靠崇山。4000多年前，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適合農耕。展廳有一組三層立體沙盤，結合數字三維技術，展示了陶寺遺址早中晚三個時期的演進過程。

　　陶寺文化早期已開始筑城。到了中期，城址迅速擴張，宮殿區、倉儲區、墓葬區等功能區一應俱全。陶寺文化晚期，功能區廢棄，城墻毀壞，陶寺遺址成為一般性的聚落。“陶寺遺址存在明顯的等級分化和社會分工，表現出早期都城的雛形。”梁軍說。

　　一個大型3D裸眼沉浸平臺前，很多觀眾在排隊體驗。這是模擬的陶寺古觀象臺，站在觀測點，或扶搖直上，或盤旋山谷，仿佛身臨其境體驗四季交替、時光流轉。“2003年發現的陶寺古觀象臺集觀象、授時、祭祀于一體，印證了《尚書·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記載。”梁軍說。

　　展柜里，朱書扁壺（復制品）和朱書扁壺殘片吸引了記者的目光。1984年陶寺遺址出土有朱書文字的陶扁壺，引起學界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將扁壺上的朱書釋為“文堯”二字。2006年，陶寺宮殿區晚期基址又出土朱書扁壺殘片，作為考古領隊的何努認為，殘片內側朱書為“堯”字的下半部，盡管殘缺，但仍能看出大概。

　　超大型城址、世界最古老的觀象臺、大規模墓葬群、朱書扁壺……有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可能是堯的都城。

　　“這是根據陶寺出土文物等比例還原的圭表。圭表測量可以確定‘地中’，決定都城選址，還可以用來制定歷法。”梁軍說。陶寺中期王墓出土了漆繪圭尺和作為游標、景符、垂懸附件來使用的玉琮、玉戚，是目前考古發掘出土的最早圭表實物套裝。

　　《周禮》記載，建王都必在“地中”，政權的交替伴隨著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經專家實地模擬觀測，夏至日影到陶寺圭尺的長度與《周髀算經》記載“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地中”標準吻合。

　　講述晉國風云

　　說山西，不能不說晉國。晉國是周代的一個重要諸侯國，始建于西周，立國600余年，歷經38位國君，創造了璀璨的晉文化。臨汾是晉國的核心，是晉霸春秋的策源地。同一時期，在晉國周圍還有一些小諸侯國，如洪洞的南秦、翼城的霸國等，都是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被評為“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它的發現讓史書從未記載的霸國進入人們的視線。在“晉霸春秋”展廳，以整體套箱方式展示了大河口西周霸囯1017號墓葬，墓上覆蓋著厚厚一層青銅器和白色貝殼，并用全息幻影成像呈現了墓地原貌。墓地中發現了多件鑲嵌蚌飾的漆木器，還有很多帶銘文的青銅器。

　　霸國墓地出土的銅鳥盉造型奇特，通體布滿精美紋飾。銅鳥胸腹部向前斜伸一管狀長流，尾下腹底有一象首足，象鼻外卷。銅鳥背部有蓋，蓋內刻51字銘文。有專家認為它是酒器，也有學者根據與它一同出土的銅盤推測，它們是古代貴族在祭祀、宴飲等場合用來洗手的器具。

　　“從西周中后期開始，霸國逐漸衰落，很可能在春秋早期被強大的晉國兼并。”梁軍說。

　　由26塊陶模和陶范組成的“模范巨陣”占據了展廳一面墻。這些模和范出土于侯馬鑄銅遺址，有工具范、兵器范、禮器范等多種類型，表面有細如發絲的蟠螭紋、鱗紋等紋飾，是晉國青銅文化發展到頂峰的產物。

　　春秋末期，晉國內訌不斷，諸侯和卿大夫通過結盟來打擊敵對勢力。展廳里有一組1965年出土的侯馬盟書，材質為玉石片，上以毛筆書寫朱紅色文字。“侯馬盟書的發現，對研究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晉國歷史有重要意義。”梁軍介紹，盟書一般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

　　侯馬盟書見證了春秋末期晉卿趙鞅參與晉國內部由六卿紛爭至四卿并立的一場激烈政治斗爭。正是這場政治斗爭，拉開了標志戰國時代開端的“三家分晉”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見證平陽滄桑

　　臨汾古稱平陽，因筑城于平水北岸而得名。“千秋平陽”展廳設有“鐵之發展”“古儺源流”“般若之光”等單元，展現了臨汾地區從秦漢至明清的地方特色文化。

　　梁軍帶記者來到一個長12余米的展臺前，“要特別介紹一下《趙城金藏》。”這部規模浩瀚的佛教典籍為金皇統年間刻印，有7000余卷，現存4000余卷，既是佛書，也涉及哲學、歷史、天文、歷算等，如今已成孤本，極其珍貴。

　　1933年，《趙城金藏》發現于洪洞廣勝寺。1949年，移交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收藏。《趙城金藏》與《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敦煌遺書》并稱國家圖書館四大鎮館之寶，而在臨汾市博物館也藏有一卷。

　　臨汾冶鐵業自古發達，春秋時期就有冶鐵的記載，唐宋時期達到高峰。展廳里一件44厘米長的唐代鐵臥牛，見證了臨汾城千年滄桑，也是臨汾市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尊鐵牛歷史上共出土3次，最早是在后梁開平二年（908年），晉州刺史徐懷玉率軍修補城墻時發現了這尊鐵牛，眾人皆認為它是祥物，遂刻石載之，同鐵牛共放于石匣，埋于舊處。明洪武六年（1373年），平陽指揮使胡淵清理舊城基礎時發現石匣和鐵牛，視為奇物，命人撰文刻碑，一同埋于此處。1977年，鐵牛同石匣、石碑再次出土，并得以完好保存。

　　“臨汾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我們在保證學術性和科學性的前提下，以別出心裁的展陳方式和先進科技手段讓文物活起來，講好文物背后的故事。”臨汾市博物館館長狄跟飛說。（記者付明麗）（本文圖片均由臨汾市博物館提供）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01月25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