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馬可·穆勒：那些中國電影何以在西方大放異彩？

　　中新社太原1月18日電 題：那些中國電影何以在西方大放異彩？

　　——專訪電影史學家、電影制片人馬可·穆勒

　　中新社記者 胡健

　　1981年，時任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顧問的意大利人馬可·穆勒，將影片《原野》帶到威尼斯，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國際之路。在掌舵佩薩羅、鹿特丹、洛迦諾、威尼斯、羅馬等國際電影節的40年間，馬可·穆勒把陳凱歌、田壯壯、張藝謀、賈樟柯等中國導演推向國際舞臺，被譽為“把中國電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這些中國電影緣何能夠在西方銀幕大放異彩，享譽國際？作為旅居中國40余載的“中國通”，如何看待中意兩國的文化差異？中國票房年突破400億元人民幣的今天，如何看待中國電影的發展？在平遙國際電影展舉辦期間，中新社“東西問”專欄就此對電影史學家、電影制片人、平遙國際電影展首席顧問馬可·穆勒進行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是什么促使您40多年前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求學？

　　馬可·穆勒：我16歲(1969年)就開始學中文，在意大利中國友好協會辦的夜校上學。隨著1970年意大利和中國建交，兩國開始交換留學生，我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意大利留學生，在遼寧大學進修大眾文學。那段時間，我看了很多中國的樣板戲電影和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拍攝的電影，由此對中國電影產生濃厚興趣。

　　1977年春節后，有一大批老電影登上銀幕，那時我發現，中國電影擁有悠久歷史，且非常多樣化。大概一年時間，我看了150多部中國電影。1977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在南京的體育場看了謝晉導演的《紅色娘子軍》，被他獨特的電影風格所吸引。兩年后，我成為謝晉的“徒弟”，也是從那時開始研究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我覺得中國電影需要更多海外觀眾，于是在1982年年初，我決定在歐洲(意大利都靈)做一次大規模的中國電影回顧展，當時放映了135部中國電影。

　　中新社記者：1980年，您把中國導演凌子的電影《原野》送到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成為“把中國電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您覺得這些“走出去”的中國電影有哪些共性？

　　馬可·穆勒：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在1978年開學以后，北京電影學院出現一批新人，他們對電影有很多新的想法。當時，我所看的電影都是田壯壯、張藝謀、陳凱歌一起合作的。我看完田壯壯導演、陳凱歌編劇、張藝謀攝影的短片《我們的角落》，就和他們說，“將來你們拍長片，我一定想辦法帶到威尼斯，帶到歐洲。”

　　后來像張藝謀的《紅高粱》，就是把那種非常濃郁的鄉土文化帶到歐洲。姜文和鞏俐在電影中讓國外觀眾看到了與此前中國演員不一樣的表演風格，好像突然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的窗口。再比如陳凱歌的《黃土地》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后，我將其送到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第一次在非華語地區放映，陳凱歌當時還沒有護照。我上臺介紹影片說，“這是中國新電影的一個重要啟發點。”

　　那時候，西方媒體開始發現，中國那些大眾化的電影也有獨特的風格，雖然中國和歐洲有很大的文化差異，然而這些導演并沒有拍一種跨文化的電影，而是聚焦中國的本土文化，讓更多國外觀眾開始接近喜愛中國文化。

　　他們這批導演之所以能在國際電影節獲得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文學的蓬勃發展，有好多電影是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而那些作品對中國當代社會認識深刻。此外，中國和歐洲國家的交流一直沒有停止，文學家、藝術家、電影工作者會經常來歐洲交流，中國當代文學開始被大量譯成多國語言，中國文化逐漸變成了西方日常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新社記者：通過40多年的生活觀察，您覺得中意文化之間有何差異？

　　馬可·穆勒：其實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讓更多人認識到，我們(意中兩國)的差異并不是那么大。回頭來看，我所做的工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通過電影的方式去介紹中國，第二階段就是讓每一位海外普通觀眾在觀看中國電影時，能用中國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電影開始慢慢被西方世界接受，不再是“來自東方的神秘文化”。

　　中新社記者：2021年中國電影總票房已突破400億元人民幣，位居全球第一，您如何看待中國電影的發展態勢？

　　馬可·穆勒：最近兩年開始有一種爭論，“中國電影是要繼續保持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還是向好萊塢學習拍攝超級大片？”在這些爭論聲中，我們一定不能忘記，中國電影是非常多元化的，中國的觀眾也是非常多元化的，單拿文青觀眾來說，中國就比意大利多出10倍甚至20倍。舉個例子：在上海，我常去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那里最大的影廳可以容納1000多觀眾，經常人滿為患，甚至買不到票，這說明觀眾對電影的需求依然很旺盛，包括文藝電影，我覺得將來中國電影的未來肯定是朝著這種多樣化的道路去發展。

　　中新社記者：您作為眾多國際電影節的主席，您如何看待中國的電影節展在全球文化發展中的意義？

　　馬可·穆勒：我覺得最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就是挖掘中國電影新人，特別是聚焦全球新導演的平遙國際電影展，我們一直在把新導演介紹給國內和國外的觀眾和媒體，正是因為他們的年輕，以及對當代社會的觀察，會給全球文化帶來一些新的思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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